东方愚：荷尔蒙经济学

（一）
“世界上所有的文明社会，必然是一个爱阅读的社会”

在香港逗留了4天后，我于11月3日飞至台北。在香港机场中华航空的柜台，我青涩地拿出护照，和那张淡绿色的“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一个半小时后，我抵达了传说中的台湾。一切都是新鲜的，从机舱出到台北桃园机场，迎面扑来一行大字“回家的感觉真好”，尽管是房地产广告，但仍然有所触动。出于职业病的第一思想，我想到旺旺等台企今年集体返回台湾上市，蔡衍明在酒会上说的正是这句“回家的感觉真好”。

一周中，台湾留给了我很好、很深的印象。这也是我一直呆在台北，没有到台中和高雄等地的原因。我一直认为，好东西是要慢慢品尝的，囫囵吞枣要不得。而在这7天当中，我打交道最多的，是书。

到台北的第一个傍晚，我就去了舅奶奶家里吃饭，临走的时候，她送我一本她妹妹（在美国旧金山作过50年的记者）的书法集和采访录，和她自己当年办的华侨杂志。舅奶奶的外祖父在1930年代做过青岛市公安局长、厦门市长和北平市长，而舅爷爷是当年蒋介石身边的财务官，用如今的流行语来说，是老蒋的CFO了。后文再叙。

当天晚上，我发现我所住忠孝东路的神旺大饭店（蔡衍明旗下产业）旁边就是台湾诚品书店（敦南店），那是夜里11点，我指了一下前方，问一位路上的行人，诚品书店什么时候打烊？“通宵营业。”当我惊诧于这一个事实时，这位热情的行人接着对我说：“夜里你会经常碰到一些明星的，他们经常去看书买书，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

如果你在大陆你听到某位年轻的明星跑到书店去买书了。人们大凡会有两种感觉，一，买的可能是美容书，二，有附庸风雅之嫌。你很难说清楚，是人们的怀疑心无处不在，还是我们的明星原本浅薄。但在台湾，读书几乎成为全民共识，而这抑或也是好多书店凌晨两三点或干脆通宵的原因吧。

11月4日晚上，《远见》杂志第七届华人企业领袖高峰会的欢迎晚宴上，每个人的手袋里都有三本书，齐邦媛《巨流河》，萧万长的《专业治国》，和高希均（《远见》创办人）的《阅读救自己》。高教授在他的新书序言中写道：“世界上所有的文明社会，必然是一个爱阅读的社会：自己阅读、家庭阅读、社区阅读，国会议员也阅读，媒体人也阅读，有钱人也阅读，每个人也是终生阅读者。”他在晚宴上提到阅读的重要性时，也为能促成萧万长这位台湾“副总统”的新书出版而感到欣慰，彼时萧万长就在台下，他微笑着点了一下头。

我留心到，萧万长的保镖长得跟百度的李彦宏非常像。尽管他始终是面无表情，不过谁又敢说他不阅读呢？我在香港时还买了本香港前高级警员的新书《富豪与保镖》呢！

接下来几天，我几乎有空就会到书店转一圈。诚品的几家店我都去到了，重庆南路的书街我也粗粗逛了，总是满载而归，乐不可吱。我仍然幸运地不断得到朋友的赠书，《远见》的胜宗兄请我吃台湾著名的牛肉面，送我一本书，11月6日到《天下》杂志群参观，又有好书拿。而我专访信义房屋（台湾最大也是唯一一家房产中介上市公司）董事长周俊吉先生时，他也送了我两本书！

我突然觉得竖写的繁体学是那么地亲切、活泼，正如这几年我在广州生活，尽管不会讲粤语，却非常乐于接受和尝试一样，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

（二）
1+1>2，这里有我这个北方人喜欢、而且味道超棒的红烧牛肉面，也有着和广州一样我早已习惯了的南方气候

11月3日我从台北机场刚到酒店后打开电脑，在微博上记下了这样一段话：“台北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一，台北的绿化做得很好，城市很干净；二，台北中华电信姑娘们的精明和算计能力，一点也不亚于大陆中国移动的姑娘----在机场买了张台北的手机卡，明明有6秒一计费和1分钟一计费两种拨打方式，但她们只告诉我后一种。”

对于第一点，我要再絮叨几句。月初在香港时，香港的传媒天天揪着特首曾荫权对环保治理无方的小辫子不放，11月1日《明报》上一则曾荫权的大幅漫画名叫《机器人没心肝》，其中写道：“曾特首是机器人，打开他的大脑，里面全是电子线路----造福人类只靠派糖，治理香港空气污染无方，治港宏图缺缺...只有经济是脆弱的，那是特首的失败，香港的失败。”或许正是这种批评，使得港府不敢懈怠，甚至出来回应。而大陆的作法呢？记得今年7月，美国大使馆每天关于北京空气质量的测量数据与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数据不一，有趣的是，前者大受欢迎，后者惯性地遭到怀疑。结果呢？御用的所谓专家厚着脸皮出来称人家不准确！

对于第二点，与其想到是不是台湾人对大陆人善用心计，不如说那不过是华人企业惯常作法罢了。实际上，我来台北前曾问几个常来的朋友：你的整体感觉是什么？回答几乎如出一辙：一个最有中国味道的城市，一个内外兼修的和谐社会。我没有办法领会，彼时只能附和一笑。而在台北的这一周中，我得出的竟是同样的结论。台北人的热情、好客、谦逊和礼貌，着实打动了我。

大的例子，譬如这次《远见》的论坛上，马英九来了，萧万长来了，连战也来了，更多的台湾政府高官也来了，如台湾监察院院长、工研院院长、法务部部长，环保署署长、金管会副主委、证交所董事长，以及台北市市长、台中市市长等，他们分别参加了不同场次的论坛，在参与过程中，他们几乎完全是以“拉家常”的形式进行的，环保署署长被主持人问得差点上火，而台北和台中市长都是以“受高希均教授的指示，我今次来和大家聊聊台北（台中）的发展…”开场，他们在演讲中没有虚头八脑的东西，皆是关于经济和文创产业的具体考虑，以及对对两岸签订ECFA和MOU的逐条观点。

再说小的例子。无论是在大学讲堂，还是在政府例会，或是各种论坛，演讲者开场一般是“大家早安(午安)！”这一点和大陆“早上好（下午好）”一样，不同的是台下的反应，若在大陆，台下一般是安静的，因为在受众心目中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演讲者表达“我来了”的意思，而在台湾，所有人都会齐声回答“早安（午安）”，因为他们从小的传统文化教育中，对礼仪的重视无处不在，而且延续至今。

台北的收入水平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陆一线城市的一倍多，但消费和这些城市差不多。殷浩说：“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相互比较，难免不得体或是伤感情。继续台北的话题吧。台湾是一个缩小版的中国大陆，我的倍感适应，除了文化认同感外，或许和它有我这个北方人喜欢吃的红烧牛肉面，而气候又与我习惯了的广州气侯半斤八两有关吧。湾女孩子很有味道，似乎也可以用“中和”听逻辑来解释——他们有着和上海女孩儿一样爱美的习惯，同时又有着广州女孩儿客气、踏实的特征，于是1+1、就大于2了。

如果说我有偏见的话，看一个调查吧——台湾《30》杂志最近做了一项关于大陆和台湾30岁左右年轻人对未来看法的调查。23.8%的台湾年轻人的理想是当个性小店店长，而43%的大陆年轻人的理想是成为大企业家；34.6%的台湾年轻人认为赚钱虽重要，但财富不是唯一价值，而20%的大陆年轻人希望自己未来成为年薪超过千万的富豪；40.7%的台湾年轻人视学习第二专长为实现理想的最佳方法，而42.6%的大陆年轻人认为人脉是职场最重要的竞争力……一天晚上吃饭碰到《30》杂志的社长，我开玩笑对她说，将来对自己的孩子别无它求，能来台北开个不赖的小店就行！

台北女孩儿似乎都爱穿超短裙，尽管北京在11月初已经人工降了雪，但台北仍是近30度。你周末走到大街上，放眼望去，白花花一片。遇上商场打折或是周年庆，更是挤个水泄不通了，一个大老爷们挤在中间，反可能会脸红！11月8日傍晚本想去SOGO看看给湘湘买些东西，结果只能逃离，转而到一些专卖店去，于是学会了两个新词：“DR.WU”和“我的美丽日记”。

有人会说我没遇到台湾的选举年，所以看到了一个简单太平盛世。我不这样认为。在诚品书店，我发现只有关于选举与台湾政治的专架上的图书，落满了灰尘。从这一点来几乎可以判断，尽管台湾人会捍卫自己的选择权，但绝不让自己成为政治的玩物——除非筹码足够大。这一周中我与不下十位计程车司机聊，无论是台湾本土人，还是祖籍大陆者，他们有着一样的口吻：怎么样生活过得好才是正事！“你看旺旺和康师傅的老板，都是台湾人，在大陆赚了个乐翻天，然后杀个回马枪，回台湾分别把《中国时报》和101大厦给买下来了！”

计程车司机的一番话让我想起来，台湾《商业周刊》10月底一期的封面正是关于“买下台湾”的“中国钱”专题。同时让我记起，萧万长在那天的欢迎晚宴上讲了一句话：“让台湾变成有文化内涵的经济体，让产业升级与台湾人民生活品质的提高挂钩。”

（三）
望着我的舅爷爷——这位蒋介石当年的CFO，我仿佛看见了60年前真切的历史

11月7日晚，我到台北威秀影城看了电影《泪王子：清泉一村的故事》， 是台湾本土电影，改编自一段真实的历史和一个真实的故事。讲的是1949至1955年台湾的灰色恐怖时期，数千名国军头目被怀疑有“通匪罪”，多数人被枪毙，刑期加起来有一万年。电影开头便是老蒋当年撤到台湾时，墙上到处都是刷的伺机“反攻大陆”的标语。

那似乎是一个久远的时代。在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中，重大历史人物向来都是符号化的、脸谱式的，孩子们只有到上到大学，甚至更久的时候才能看到许多历史人物或远或近的血与肉，或者是更多的隐私，譬如从蒋介石的日记中读知他早些年常手淫，以及从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中读知毛晚年帝王般的私生活。不过，在台湾时，我才发现历史离我是那么相近，不仅仅是因为地缘，更是因为我见到了我的舅爷爷。

我也不知道称呼岳父的舅舅为舅爷爷是否合适，反正我是这样叫的。我来台湾前，岳父在邮件中大体给我说了舅爷爷的情况，1、当年随老蒋撤到台湾的，2、当年是国军的财务官，3、现年88岁，已中风，而且眼睛看不见了，也患有失忆症，4、1993年回过一次大陆，到广东梅县老家拜祖时与大陆亲人见过面。

这四项情形加起来，往坏里想，舅爷爷基本上是半个另一个世界的人了。可是当我到台北青年路66号的中正花园的家中见到他时，我不禁骂自己无礼，因为舅爷爷除去有限的且不会扩展的疾患外，还是非常健康的——1、他左腿中风，但仍听使唤，且拄着拐杖能长起来慢慢行走，2、他的左眼还有三分之一没有坏掉，余光仍能奏效，虽看不清东西，但比失明要强一百倍，3、虽然常失忆，但主要是记不清几天或一月内做的事，久远年代的事，他记得非常清楚，更关键的是，他的表达非常清楚！

我非常开心。于是马上电话说明了情况。尽管岳父常打电话到台湾来，但毕竟没有亲眼见到自己的舅舅，所以担心过切。

那天晚上，我与眼前这位第一次见面就感到异常亲切的老人开始了聊天。舅奶奶拿出来一张民国36年（1947年）蒋介石送给舅爷爷的一张照片，“赠古辉文同志”几个毛笔字正是出自蒋介石之手。望着照片，我仿佛看见了60年前真切的历史。舅爷爷给我讲了好多国民党及青年军的事情。我听得津津有味，之前对一些历史片段的疑惑也有了答案。三天后，我再一次到舅爷爷家里——担心他已忘了我，重新向他做了自我介绍，继续侃大山！

舅奶奶11月4日带我去看的一个人摄影展也让我大开眼界。台湾侨联杂志一位老牌摄影记者——李培徽先生，30年间拍过从蒋介石到蒋经国再到李登辉和陈水扁等四任台湾领导人，此次在小圈子中办展，我得以去参观，而且也是唯一一位大陆朋友。照片拍得非常棒，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合影非常精致，舅奶奶指着一张蒋经国的照片说，蒋经国晚年时，因为眼睛无神，不愿让人拍照，而唯独这一张捕捉到了他的精神时刻，于是甚悦。

我注意到，摄影展中并没有陈水扁的照片。我问李先生原因，他率真地说，“我不喜欢阿扁”，我冒昧地继续问：“是他被查出贪污后不喜欢他了吗？”他看了我一眼，说：“当然不是，我向来不喜欢他！”

说到舅奶奶，她也是一位传奇人物。她的外祖父曾在1930年代作过厦门市长和北平市长，她的妈妈是台湾的书法大家，她的妹妹在美国旧金山从事记者生涯50载，而她自己，也曾作过20年的记者，干过贸易，无一不有声有色。她如今80岁高龄，脸上几乎没什么皱纹，身体硬朗，硬要亲自带我去参观“总统府”，到西门町吃菜馅混沌……临走时，舅奶奶送了我一幅她妈妈的字画，我非常喜欢，然后又硬塞给我2万台币（4000人民币）的红包，说本要给我买个新的笔记本，希望我写出锦绣文章，可担心繁体版本回大陆不方便，只好给红包。我不好拒绝，就收下了。感动之余，也只能祝他们健康长寿。

（四）
“我想找一个乡间小舍，那里安静雅然，能游泳，打网球，而且价钱适中。”

《远见》高峰论坛上嘉宾云集，从大陆过来的有王石、李开复、张亚勤、白长虹、余秋雨等人。关于财经方面花絮我会在11月12日的《南方周末》上呈现一二。非财经方面的，与四个人的接触颇有意思。先是余秋雨老师。他被安排在论坛闭幕那天晚上与平客、南方朔进行文化夜谈。我一直想问问他关于他持有准上市公司徐家汇股票的事，于是托胜宗发给他一个采访提纲，扣了个大帽子——两岸商业文化变迁比较。余老师犹豫了一下后答应了接受采访。不过11月5日我见到他时，他把采访提纲扔到一边，不分青红皂白，给我“诉苦”起来，说近十来来他不断受到莫名其妙的批评、置疑，包括《南方周末》文化版也多次发表过署名文章，“给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我的父亲因此去世，我的妻子马兰因此丢了工作┅”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他给我这样一个“陌生人”讲这些的初衷是什么，他说我是财经记者，所以可以讲这些给我听。但我觉得这理由太过可爱了些，尽管我挺尊敬他。我无心也无法分辨一些关于政治和人身的PK与攻击，但当我问到徐家汇的事时，我发现他明显地避重就轻，闪烁其辞。

另一位则是台中市市长胡志强。我佩服他的独立思考和前瞻力。当别人在谈海西特区时，他用PPT展示给我们，他的设想是有一天KFTK（Kong-Fu-Tai-Kwang，港福台粤，听起来像“功夫台湾”）超级区域的诞生和运转。

第三位是蒋介石的曾孙、橙果设计董事长蒋友柏。以前在媒体上看过他的片段性报道，不过见到他本人时，还是艳羡于眼前这位从事创意产业、需要天马驰骋式思维的年轻人，却过着机器人般极其规律的生活，按照上下班，陪老婆，陪两个孩子，陪九只狗，四只猫，不请保姆……

第四位在11月6日的晚宴上听台湾前“财政部部长”徐立德讲自己从政中的轶事。最有趣的是，他从政途中想到台湾政治大学做客座教授未果，遂萌生到哈佛大学读书的想法，而且去实施了，台湾政府的口吻是，可以去读，但随时待命。老徐说彼时很反感这一口吻，“小时候我没怎么读书，现在好不容易安静下来读点书嘛”他说，“可是不久我就后悔了，在哈佛读书太吃力了，我恨不得政府马上把我招回去，可是就是等不来┅”那天一桌宴，我是晚辈，也是最年轻者，听他们讲别样的江湖，幽默之中，更生一份敬畏，和潜心修行的自我提示。

我总是对新鲜事件有着浓厚的兴趣，也从不缺乏执著到底的信念和行动力。可是总是每每到了最后，觉得索然无味。并不是自己失望，而是任何事情，到最后总归于无言二字。这对于静心作徒弟者倒不碍事，但我是记者，最后要非常得体地表达出来，可就惨了。如今我写文章常常是一个憋字，不是没想明白，而是因为没了表达欲望。真不知道这是坏事还是好事，反正有时是一种煎熬的感觉。

用台湾人的说法，昨天是民国98年11月8日了。在中国大陆，这一天是“记者节”。一个节日泛滥的年代里，你丝毫没有兴奋感。实际上，我们兴奋太久了，需要的恰恰是安静下来。一战爆发前，亢奋的李普曼沉迷于“一些必要的反传统思想”。不过不久后，他意识到应避开喧嚣，把自己的思想整理成文。在写给格雷厄姆的信中，他想找一个乡间小舍，“那里安静雅然，能游泳，打网球，而且价钱适中。”

天亮后到台北桃园机场，飞香港。凌晨两点在和湘湘的电话中，我说下午回到广州后，是时候搭建一座这样的“乡间小舍”了，那是心灵的栖息地，也是加油站。李普曼当年是25岁，而明天，11月10日，我就整整27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