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愚：荷尔蒙经济学

1、最近一周连轴转，先是到杭州出差，然后是回来搬家。折腾半年，终于于9月26日入住了。这一天是农历八月初八，看到路上有好多新人结婚，看来是吉日呀。

傍晚时分，新家楼下广场是孩子们的乐园。顺手拍了一张照片，吃雪糕的小男孩儿，很可爱

2、十日内去了两趟杭州。此次在杭州接触的核心采访对象与我之前做过的人物均有所不同。一位创造了企业连续十年增速为两位数的神话（去年销售额为40亿元人民币），表面风光无限，但内心却焦灼异常的国企掌门人。他很坦诚，在一间咖啡厅和我聊了两个小时，主要聊与当地政府明一套暗一套的博弈。他走的不是王石也不是李经纬式的路线，在临退江湖的时候辗转反侧，心有不甘。

9月24日晚上去看了传说中的《印象西湖》，结果大跌眼镜。不过并不妨碍现场观众爆满，劣等商品越贵越畅销，这是经济学中的吉芬难题，却是老谋子乐此不疲的江湖。

3、去年12月和今年2年做过的“郑州地王崩塌”和思达系迷局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上个月底心脏病发作，突然去世了。他死在了一家上市房企掌门人的车上，俩人当时正一起奔赴京城，准备到证监会状告另一家上市公司掌门人的造假行为。

非常具有反讽意味的事件。汪远思远走高飞后，留下的全是剩男剩女了。但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能量十足，可以让思达系起死回生，然后从中大捞一笔。一年过去了，现在失踪的失踪，逃跑的逃跑，挨打的挨打，被抓的被抓，去天国的，也去了天国。

我数了一下，争斗中的帮派至少有八派，各怀鬼胎，各执一词。但死亡还是给人不小触动。记得2月的一个天空阴沉的下午，我在这位老江湖的车上，他一边开车，一边服药，一边笑着对我说了半句话：“我在河南地产界的人脉，呵呵...”没想到他的人生也只活了一半。

4、天亮了就要飞河南，回老家陪父母过中秋，行李箱中有三样东西，一盒月饼，一瓶泸州老窖，两副扑克。没有什么比和家人围坐一起喝酒吃肉打牌更幸福的了。生活还是越简单越好。提前祝朋友们中秋快乐。

9月19日早上7点半，我拍的一张照片。国庆要来了，各单位纷纷开始载歌载舞，拍片录影。图中是一群睡眼惺忪的年轻人，背后是广州地标，与北京的“大裤衩”呼应的“小蛮腰”。不过民间更喜欢亲切形象地称其为“羊鞭”，羊城的羊，鞭子的鞭。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广州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epaper/nfzm/content/20090917/ArticelC17002FM.htm

    邵忠在48岁这年带着他的民营媒体集团——现代传播赴港上市了。《纽约时报》称其为“中国第一个民营媒体企业家”。他在16年前从体制内出走办媒体，迄今已陆续掌控了以《周末画报》为主的近10份杂志。在复杂敏感的中国媒体市场，他罅隙求生、“野蛮生长”终成气候。

    “有几位朋友打电话给我，开玩笑说让他们买得太少了。”邵忠说。

    这一天是2009年9月13日，现代传播挂牌港交所第5天，48岁的董事长邵忠回到了他的大本营——广州。身着红色T恤、大裤头，盘起二郎腿，他陷身于颇具艺术感的办公室沙发里，叼支雪茄，对南方周末记者侃侃而谈。背后摆放着他的“孩子们”——以《周末画报》为首，包括《号外》、《生活》、《优家画报》、《东方企业家》等在内的近十本杂志。

    似乎没有哪家上市公司像现代传播这么光鲜——王石、江南春等任非执行董事，马云、郭广昌、李连杰、周迅等企业家及演艺界明星纷纷认购。在中国，媒体上市始终是一个敏感话题，也许正因为此，作为首家赴港上市的内地民营媒体公司，现代传播格外招人注目。

    邵忠在16年前创办了这家媒体公司。即使在创办10年之后，他还难以想到今天能如此风光，那时他的《周末画报》正陷于经营困境中一筹莫展，于是他赌了一把——坚持将《周末画报》铺到广州的每个报摊。他的一位朋友揶揄说，“那时广州每个报摊都撑着《周末画报》赠送的太阳伞。”

    但他赌赢了。

跨界者
    “我是广东人，但广东人太注重生意本身了，我和马云、郭广昌等‘江南会’的成员比较投缘。”

    9月6日晚上，在邵忠于香港举办的时尚派对上，李连杰、张家辉等人前来捧场，时装秀美轮美奂，慈善活动扣人心弦，这是现代传播上市前的造势会。戴着一副无框眼镜，黑色西服、银白色领带打扮的邵忠端坐在台下，脸上的得意显露无遗。

    “大中华区的市场会是一个向上的趋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的语速飞快，甚至有一丝紧张。

    邵忠热衷于与艺术和演艺界的朋友打交道。他年初为贾樟柯搞了一场《24城记》电影文献展，此次来港前又为导演新秀应亮举办影展。当然，除个人爱好之外，这也与其旗下核心产品《周末画报》的定位不无干系。

    他在商界也很活跃。不过，虽然是广东人，但他与沪浙地区商界的朋友走得更近。“我在广东的朋友并不是太多——广东人太注重生意本身了，相反，我和马云、郭广昌等‘江南会’的成员比较投缘。”他说。

    当然，他的时间也并不全花在社交上，他有随身带书的习惯。即使在短暂的赴港期间，他也带了三本书——《Elite　China》（中国精英）、《山中有我》和《女人今时今日》。

    在他的家中以及广州、香港、北京、上海等地的办公室里，堆放最多的便是书。他还爱写字——旗下近十本杂志的每一期的卷首语几乎全部由他生产，朋友们都不明白他从哪里挤出如此多的时间，乐此不疲兼作一位勤奋的专栏作家。

    上市前夜，邵忠还伏案为自家的《周末画报》写了一篇专栏，标题即为《转折点》。“媒体企业做到今天，个中甘苦自知。”邵忠写道，“驱使我永不放弃的，正是从父辈那里遗传来的对新闻纸的天然兴奋，以及游走在创意和生意之间的创造性快乐。”

    “9月9日是个好日子，好多年轻人选择这一天结婚，那是他们人生的转折点，”邵忠说，“上市对我来说，何尝不是转折点呢。”

    他又禁不住自嘲“知天命”之年的转折来得太晚，不过他随即拿大他整整10岁却依然意气风发的好友王石自勉，“王石目光锐利，动作剽悍，又哪能看出‘花甲’的半点踪影呢？”

另一种“野蛮生长”
    “我从不排斥合作，就像我喜欢莫扎特，同时也喜欢邓丽君一样。”

    邵忠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第一个民营媒体企业家”。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8月上旬，《周末画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印度核潜艇之谜”的文章，《纽约时报》的记者视为一种策略，他评论道：“毋庸置疑，《周末画报》如果擅自对中国海军发展进行调查，将被视为泄露国家机密。”

    尽管有些夸大其辞，但这一细节也道出了人们对于邵忠能够靠做媒体而“成名致富”的好奇。以9月15日现代传播收盘价1.36港元计，邵忠的身家超过4亿港元（近3.6亿元人民币），这在传统的纸质新闻媒体领域可谓凤毛麟角。

    “我们不会去触碰敏感的新闻和政治话题。”邵忠吐一烟圈，慢悠悠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邵忠在1998年接手办《周末画报》，定位是资讯类杂志，尽管有新闻内容，但整体上打的仍是时尚和设计牌，这使得其属性从一开始就与以报道严肃新闻为己任的媒体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不容易踩到政治雷区。“我们全心做国际新闻和生活方式及潮流，这些都和政府没什么关系。”

    《周末画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邵忠超前的市场推广意识。他把它改为非报非刊的另类读物，全彩印刷、晚报大小的开本。邵忠还给《周末画报》加上一层塑料套，并在塑料包装上用红色黑体字印着“中国精英读品”。他甚至还在上海机场高速路边为《周末画报》购买了当时第一块广告牌。

    “尽管《周末画报》的形态在1999年已成型（1993年现代传播集团成立），但2003年前后，仍遇到了较大困难。”邵忠说，“但是我们坚持大面积的铺货，彼时从印刷厂争取了较大支持，回款周期加长，后来总算渡过了难关。”

    这似乎是不少媒体的最“傻瓜式”但却很奏效的生存法则之一。2007年，南方报业集团旗下的《理财周报》创刊半年多即遭遇全球金融海啸，遵循的是同样的原则——当竞争伙伴或偃旗息鼓或胎死腹中时，它坚持品质不降、铺货不减。“我们那里负责在终端铺货的员工们有个专门称呼，叫‘理报员’。”《理财周报》主编夏日说。

    不过，邵忠毕竟是个民间商人，在刊号资源上，他需要广泛的合作。譬如《周末画报》《优家画报》的主管单位为广东岭南美术出版社，《大都市》、《新视线》、《东方企业家》的主管单位则分别是中国出版集团、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天津新闻出版局。“这中间容易产生较大的扯皮成本。”邵忠说。

    打开现代传播的招股书，“风险因素”第一条即为“依赖于中国的出版伙伴”。

    但邵忠从来都不排斥合作。“就像我喜欢莫扎特，同时也喜欢邓丽君一样，”他说，“心态要开放，正如我的朋友冯仑倡导的‘野蛮生长’的理念，情同此理。”

    显然，这种态度的一个关键词即为妥协。“这从邵忠接手《东方企业家》就可见一斑，邵忠出的是全资，但退出来的台湾天下远见文化事业群仍持有一定的股份。”一位资深媒体人称。

    “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吧，”邵忠说，他的脸上露出天真的笑容，“我是摩羯座的，AB血型。”

    “人最重要的是懂得选择性妥协，”他的目光转向窗外，广州天河区CBD中心高楼林立，“不少人都对许多行业‘国进民退’深恶痛绝，我觉得不用太在意，哪一天或许我和我的公司不得已又回到了体制内，总之尽人事，听天命，就好。”

双重性格
    “中国有着‘失败荒’现象，只看到成功的企业家，而失败者们默默无闻，无人关注。”

    现代传播上市后的三名非执行董事分别为王石、江南春、欧阳广华。“三人分别擅长公司治理、广告运营、财务管理，各自任职的公司分别在中国内地、美国纳斯达克、香港上市，”邵忠说，“我可以博采众长嘛。”

    看来，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美盲远比文盲可怕”，他常给公司职员灌输这样的观点。“不过，也正是因为此，他有时可能会干涉杂志的设计或内容，以自己偏好来取舍一些元素。”《周末画报》一位人士称。

    但他又非一个控制欲和权力欲很强的人，“他常跟大家打成一片，分享心得。”而邵忠也曾在其早先的一篇短文中，援引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对其拍档保罗·艾伦的赞赏——“没有保罗，就没有我的今天”，提倡多元的文化氛围和谦逊的处世态度。

    邵忠对媒体以及艺术和设计本身的沉迷与他的出身有关——父亲当年在广州市委工作，母亲在广州日报工作。“我从小在报社长大，对《解放军画报》等报刊杂志兴趣很大。”邵忠说。这使得他尽管于1983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广州市计划经济发展委员会——一个非常吃香的单位，却始终按捺不住内心对文字的兴趣和对商业的向往。遂于7年后弃政从商——先是从政府官员到国有进出口公司作总经理，最后半主动半被动地进入了媒体这一全新的行业。

    这正是1990年代初期剧变中的中国随处可见的冒险精神的一处缩影——一切皆有可能。很多人因此在体制内外分道扬镳。当时邵忠在广州计委的名叫郭锡龄和杨丹地的两位同事，如今一位为广州市政协副主席，一位是国有上市公司广州控股的董事长。而邵忠在体制外创业16年，蹒跚走来，终于在今年9月搭上了资本市场的快车。

    “中国有着‘失败荒’现象，只看到成功的企业家，而失败者们默默无闻，无人关注。”邵忠说，“曾经叱咤中国资本市场的德隆，在其鼎盛时描述其成功的书籍远比后来它倒塌后描述其失败的书籍要多得多。”他的言语中流露出沧桑之感。

    事实上，尽管现代传播旗下不乏风花雪月、皆大欢喜的产品内容，但邵忠内心似乎一直存在着获取严肃新闻媒体出品人之话语权与影响力的诉求和愿望。

    “市场对传播权力的分配，永远要更民主一些，”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接受采访时称，“但媒介属性不同，效果也将大有不同。”

继续扩张？
    “你用哪个牌子的新闻——我必须更加认真考虑这个命题了。”

    马云、郭广昌、沈国军等商界大腕来了，李连杰、周迅也来了。现代传播的股票获120倍超额认购出乎多数人意料（招股价1.29港元）。据知情人士透露，李连杰认购了500万股，而现代传播旗下众杂志的高层，被压缩至3万至8万股不等的认购权。

    “朋友们都说我太吝啬了。”邵忠说。他的办公室张贴着一张大红的雷锋画像，作品名为“Revolution”（革命）。

    学雷锋，先革命。现代传播去年的利润为5700多万元人民币。但今年上半年录得亏损1230万元，其中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分别亏损970万元和260万元。“去年遭遇金融风暴，我们又收购《大都市》杂志，创办《优家画报》，所以上半年业绩差强人意。”邵忠说。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现代传播旗下许多杂志并不赢利，而一些合作类的杂志如《东方企业家》、《假日100天》等也没有纳入此次上市计划，另一方面，这一切似乎并不影响邵忠“遍地开花”的计划。2008年12月底，《优家画报》创刊酒会上，坐在杨澜和周迅中间的邵忠气色红润、精神焕发。

    最近几年邵忠不断寻找着新的“猎物”，不久前在重庆又有所斩获。现代传播招股书透露的计划是，上市募集的逾1亿港元，3710万用以开发新杂志，2120万与国际出版商合作推出中文版，1060万用以在二线城市的选择性投资，3180万用以市场推广以及建立更大的分销网络。

    显而易见，邵忠实际的步伐比招股书上所预计的要快一拍。不过，摆在邵忠面前的一个难题是，究竟是优先致力于提高旗下诸多杂志的品质和效益，还是扩大规模和市场渗透率？

    他选择的是后者。“现在《优家画报》的发行量已超过了集团主刊《周末画报》的发行量了。”邵忠说，“从高端的时尚文化到大众文化，从大众群体到分众群体，这也是一种变通，我们并非盲目地扩张。”但他并没有透露《优家画报》的赢利情况。

    5年前，中国内地传媒第一股北青传媒在香港上市（经营业务从编辑业务中剥离出来单独上市），未曾想上市不足一年，业绩大跌、股价跳水、身陷受贿丑闻，此后业绩再无实质性反转。今年9月中旬，北青传媒发布的中报显示，上半年营收跌近30%至3.78亿元，盈利不足1000万元，下滑近25%。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于2007年明确表示推进媒体市场化改革和上市计划后两年，现代传播头顶‘民营传媒第一股’的光环来了香港，有前车之鉴，又有众目睽睽，邵忠未来压力不小。”邵忠一位朋友对南方周末记者称。

    邵忠为公司治理开出的药方之一是，除《周末画报》和《优家画报》仍由现代传播集团运营外，其他月刊实行出版人制——职业经理人负责制，以提高运营效率，减少人浮于事和互相扯皮现象的发生。

    这位关系到六百多人饭碗和更多股民利益的摩羯座老板，接下来显然不可能像他一直以来宣扬的“自由的工作和生活”一样，在自己的跨界王国里任意驰骋了。“就像我们穿哪个牌子的时装一样，你用哪个牌子的新闻——我必须认真思考一番这个命题了。”

2009年9月12日，杭州。萧山机场内的书店门口，与中国其它城市的机场一样，循环播放着“管理学大师”们演讲视频。不断有人围过来，不断有人离开，皆因为无聊。不过，这一天不断播放的，却是小个子马云在《赢在中国》中的段子，围观的人显然比往常多了。

这一天的中午，APEC中小企业峰会结束的时候，马云慷慨激昂，一如十年前的踌躇满志，当然气场和神情已完全不同。众所周知的，1999年他叩银行大门而无应，2009的今天呢，他请银行的头目们过来，然后当场“奚落”他们：“中小企业峰会你们的行长不会来的，中国500强的发布会他们一定去的。”不过，当他发出“我希望10年后再无国企、民企、外企之分时”的展望时，台下的中小企业老板们分明是疑惑的眼神，此时此刻，他们或许想起来四个困惑的汉字----国进民退。

马云致闭幕辞时就像吟诗，他喜欢来回走动，低头再抬头。低头的时候，腮骨拱出，抬头的时候，他喜欢说口头禅“所以呢...”你看，这就是10年变迁最大区别的句式：10年前只有因为没有所以的。台下的闪光灯喀嚓喀嚓，像是致意，我猜想同样喜欢出镜、刚刚演讲完毕坐在台下的星巴克全球董事长霍华德·舒尔茨一定不理解，因为马云在1999年遭遇的，他早在1986年就遭遇过了。

我到杭州其实是去找霍华德的。他的自传《将心注入》我读完了，他的“另类”老员工迈克尔·盖茨·吉尔德的传记《星巴克改变了我的生命》（即将拍成电影，汉克斯主演）也早早读完了，但他们都没有预料到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书也是在之前出版的。星巴克去年已来其实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美国，一些之前收购的门店改回了原貌，冰淇淋甚至啤酒出现了，在中国，月饼的出现自然是入乡随俗。但他显然不会扯这些“家长里短”，而是给人们灌输起“CQ”和“EQ”来。

APEC中小企业峰会的不远处，网商大会热闹地开着，像是农村里的赶集。我小时在农村，最喜欢的就是赶集了，因为那里有你喜欢的物美价廉的小东西，甚至可以物物交换。现在的交易方式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革，因为你可以在广东农村的网上，赶河南农村的集了。只不过，现在人们习惯给各种各样与商业有关的行为或活动，一股脑儿地戴上一顶“创业”的帽子，从国家机器到大众传媒，再到参与者本身，动辄言“创业”，言必称“商业模式”。这或许是21世纪头十年里最奇特也最滑稽的一道风景了，有的人哗众取宠，更多的人雾里看花，或者成为“被创业”群体中的一员。

9月12日的下午，我走出APEC会场的时候，两位边走边兴高采烈交流淘宝开店心得的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中的一位说，马云这家伙真幸运。同样的一句话，10分钟后，我坐上出租车，司机又给我重复了一遍。言语中带着艳羡，更带着一丝具有中国特色的愤懑情绪。

回广州的飞机上，与来的时候一样，我继续重读着凌志军的《中国的新革命》，他写的是1980-2006的中关村。我从中关村的影子中为这一愤懑情绪找到了注脚。凌志军在写到1990年代初中关村豪情重新燃起时，引用了美国记者杰弗里·扬一句话：“一项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很快变得无秘密可言，真正使世界大不一样的，是推动这项技术的能力”。

“到了真正悟出这个道理的那一天，中关村将大大成熟，”凌志军接着说，“可惜的是，大多数人还要经过很多好大喜功、一厢情愿的蠢事之后，才能真正了解这一点。”

 
（疯狂马云，十年脱胎）

（霍华德·舒尔茨就是个表演天才）

（此次杭州之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蓝狮子公司的这只小狗狗）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http://www.infzm.com/content/34481

    “我很不明白‘富二代’这个词到底是怎么来的…我既没有继承公司的业务，也没有所谓的含着金钥匙出生。何来二代这个概念？”

    8月13日，俏江南集团董事长张兰的儿子汪小菲在自己的博客中如此写道。这位生于1981年的年轻人，不久前因为被拍到与“星女郎”张雨绮的亲密照而广受关注。“京城阔少”“公子哥”等称谓接踵而来，汪小菲在博客中大喊冤枉，称自己小时候也吃过苦，如“住平房、打浆油、换煤气、生火、烧煤”。

    汪小菲一番话遂并没有得到认同，有人批评：“富二代”与小时候有没有打过酱油何干!

    不过，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语境下，“富二代”确定是一个被狭义化的概念，它往往被定格为富豪特别是民营富豪的子女，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重要是当这一代人开始登上社会舞台时，能顺利嫁接上一代人的名声、财富和资源，至于其它层面的东西和逻辑，人们倒是懒得关心了。

    你看，“富二代”这个词汇是多么地锋芒毕露和霸气十足，一股脑儿地、不论青红皂白地，把门类、时间、地域、风格等元素能装了进去，它的真实和谬误，也就诞生了。

权贵富二代与民营富二代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年代，人们对财富的追逐像现在一样痴狂，同样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候，人们是这么地“喜新厌旧”──许多人对刘永好、杨国强、张茵这些中国首富级大佬还只是个囫囵吞枣的模糊印象，就已开始对他们各自的子女刘畅、杨惠妍、刘晋嵩等评头论足。而这些民营富二代大都是“80后”，又为人们茶余饭后更添几份谈资。

    不过，“富二代”这个词汇从一诞生就被圈定为民营企业家的子女显然有失妥当，对权势阶层的二代似乎也不“公平”。就像你看到鸡蛋就想起了母鸡的伟大，而冷落了整群公鸡一样。你虽然没机会看见公鸡下蛋，但不代表人家没能耐。

    如果你对“富二代”感兴趣 ，那么“民营富二代”和“权贵富二代”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50后”正成为中国政坛特别是省部级及各地市主要官员队伍的中坚力量或说是中流砥柱，而他们的子女同样大都是“80后”。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讲，这批孩子是富二代群体中的“潜伏者”，只不过不容易现身罢了。

    官场的“二代”一旦越界，利用父辈关系占用公共资源为己谋私，便成为“权贵富二代”中的一员。有人可能不敢对“权贵富二代”这一概念相苟同。如果我告诉你，中国南方某市的市委书记，拿所在市的逾百亿元市政基金，给其在某国有金融公司任高管的“80后”子女玩，你又会作何感想呢？

    在流动的财富盛宴中大口吸吮，乐此不疲而少有后顾之忧，对整个社会财富创造机制的损伤视而不见，一些“权贵富二代”的玩法又是“民营富二代”如何能比得了呢？

年龄命题和地域差别

    中学物理课上甫一讲到“参照物”时，老师们都习惯旁征博引李白名诗《下江陵》中的一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来形象解释：如果以山为参照物，舟中的人是运动的；如果以轻舟为参照物，舟中人是静止的，山是运动的……

    现在“富二代”话题(下文特指“民营富二代”)之所以引起经久不息的讨论和争议，源头之一何尝不是与不同的人选择了不同的参照物有关——一部分人习惯把“富二代”作为参照物，即假设“富二代”是静止的，而自己是运动中的舟中人，这便是将“富二代”符号化的罪魁祸首。
理性的人们则选择以轻舟为参照物，无论任何时候，都假定自己静止来观察“运动中”的富二代，于是不断有新发现，或是应对过去的观点进行校正，总之不至于落入断章取义的俗套中。

    贸然将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企业家的子女称为“富二代”同样不妥。因为你很难划定“第一代企业家”的边界。从年龄角度可见一斑。

    以浙江企业家为样本，鲁冠球、楼忠福、徐文荣、梁光夫等算是第一代企业家吧，帮他们各自挑起家族企业重担的儿子鲁伟鼎、楼明、徐永安、梁小雷今年分别是38岁、36岁、44岁、46岁，梁小雷还要比马云还要年长一岁。然则同为第一代企业家的宗庆后，女儿宗馥莉今年不过27岁，而人们更是习惯称今年40岁的茅忠群为“浙商1.5代”，原因是他是帮着父亲茅理翔二次创业从而打下一片江山的……

    显然，由于年龄上的参差不齐，“富二代”不能成了一个什么都能往里装的大箩筐。就算同属“80后”的年龄段，也有较大区别。靠近1980年出生、即马上到“而立之年”的富二代，无论是原本就在家族企业里锻炼，还是学成归来，无论是肚子中有真材实料的可塑之材，还是花瓶或公子哥等类型，都已开始在企业里占据重要职位，甚至在商战中初露锋芒。譬如最近的例子是8月3日，张茵之子刘晋嵩荣升为玖龙纸业执行董事，同时获得300万份购股权(以当日玖龙纸业收盘价8.43港元计算，刘晋嵩坐拥2500万港元身家)。而1985年至1990年出生的孩子们，现在大都仍在国外留学或处于“蛰伏期”。

    从地域的角度来看，这种区别更为明显。整体而言，由于年轻的“富二代”(主要指“80”后的群体)们与父辈相比，知识储备和结构、眼界等都要胜出一筹，所以他们更善于利用区位优势来推动家族财富的累积效应。譬如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年轻富二代大都热衷于在资本市场长袖善舞，江浙和广东等地的富二代“分化”较为严重，一部分喜欢跑到上海、深圳等地炒房或是做风投，一部分则呆在自家企业或工厂里运筹帷幄，听老爸的话，盯厂子、找订单；山西和内蒙的年轻的富二代们大都热衷于涉足实业，炒煤或炒矿，当然李兆会是个例外。

政商关系和大小富

    李兆会在父亲李海仓6年前被杀后并没有潜心于将打造更大的钢铁帝国(尽管此后接连数年海鑫钢铁的业绩不断攀升)而是选择在资本市场尽显凌厉的作法，其实也映射出“富二代”在政商关系上处理手法上的分化特征。

    一些性格直朗的年轻“富二代”对上一代人送钱送礼、觥筹交错的风格心生反感，他们不愿意也懒得在打通繁冗而复杂的政府关系上浪费青春年华，于是选择通过股票、期货等途径在资本市场赚个盆满钵满，家族实业也好进退自如。当然也有先攻下政界某位大佬，然后“政商联姻”一起转转资本的，但能独立完成这一杠杆效应的“80后”的富二代目前尚属凤毛麟角。

    而对于那些适应或习惯沿袭父辈资源，并在这条道上走得更远的年轻“富二代”，他们构建自己的资源网络特别是政治资源网络的变通能力不可小觑。譬如张兰感叹，他有时出去应酬，对方开场白往往是“我认识你儿子汪小菲”。
 
    如果说他们的父辈十几年前开始喜欢“扎堆儿”是出于通过互相倾诉与聆听，发泄风尘仆仆创业路上艰辛和内心压抑以寻求认同感或博取众长的话，那么喜欢三五成群或私密Party则是年轻的“富二代”们的天性和专利。他们利用这种机会通过亲戚、朋友、同学关系铺设社会资源显然更快速、更便捷也更直接，甚至也更久远——通过培养和“80后”同龄人的关   系，甚至与“80后”下一代的Baby结亲的方式，放长线、钓大鱼。

    事实上，抛开“富二代”自己在政商关系上“搭积木”的游戏不说，全世界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的豪门家族无一不希望家族的资产、人力和人脉都能传承下去。譬如6年前包括李嘉诚和李泽钜、李泽楷，李兆基与李家杰等人在内的近百名香港超级富豪及其子女集体探访北京高层，目的之一即为父辈希望子女人脉永旺。相比较这下，最近江苏省富二代“培训门”风波闹得沸沸扬扬的，或许它的初衷是好的，但其致命软肋之一正在于，它将政商或“银商”(银行+企业)联姻这一隐性的东西给显现化，甚至用公共财政埋单——哪怕将来的受益者习惯将这种联姻视为只是一种附属产品。

    对于人们饶有兴趣的“富二代”生活方式，同样不能一概而论，如脑海中马上出现开名车、抱美女的画面。与其说这是一种符号化的作法，不如说是杭州飙车案带给普通人们失望情绪的后遗症，和对社会贫富悬殊加大背景下人们苦于找不到发泄通道的愤懑心情的延续。那些“富二代”的实干者们只能就此受受委屈了。

    如果非要给80后的“富二代”的生活再画个符号的话，那么就像股票市场的“大小非”一样，“富二代”同样有“大小富”之分。当然，这里所谓的“大”与“小”除了与财富的多寡有关外，同时与财富观和财富品质相勾连。“小富”类型的富二代缩影，如江浙等地一些“富二代俱乐部”的活跃成员，他们踌躇满志，颇有主见、喜欢博取众长，广交天下朋友，不过他们还没有到真正独挡一面的时候，而金融危机的爆发又从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被真正授权的时间。“大富”的富二代缩影如一些追求财富永续的超级民营富豪（尤其是一些黑马富豪）的子女，这些二代少主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延续父辈的低调风格，行踪隐秘，喜欢小范围聚会，在企业经营与资本运作上的风格大都干练、凌厉。当然对于行事低调，个中也有父辈们的强硬要求——记得刘永好有一次在饭桌上说，他要求女儿刘畅30岁之前不要跟媒体打交道。

    如果你想知道汪小菲是“小富”或是“大富”类型的富二代，只能去问他自己了。我只知道，他只是这年头好多好多找明星喝酒唱歌或拍拖的富二代中的其中一位。（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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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浙江温州

　　在短短8天的培训后,33岁的叶恺终于决定接班了———他要接手的是自己的家族企业,温州华润物资供应公司与浙江冈本钢铁公司。

　　按照时下的定义:叶恺正是标准的“富二代”。他的父亲叶会昌白手起家创下了亿万身家。但叶恺从未愿意接手父亲的事业———在参加那8天培训之前。

　　这8天培训,就是温州市政府牵头组织,众多当地民营企业参与的“温州民营企业后备人才高级研修班”———富二代培训班。

从叛逆者到接班人
      “后备人才”显然是个开放性的称谓,，这使正是日后江苏“富二代培训”事件沸沸扬扬时，温州一片相安无事的原因

　　“‘富二代’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娇气。”提到这个当下热词,叶恺尴尬地笑了笑。

　　毫无疑问,叶恺是一位叛逆者,他开了一家网吧,从没想过要到老爸的公司中任职,“我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直到去年11月,他有了自己的新名片———华润物资公司总经理、冈本钢铁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温州如今的民营企业家约15万人,40至50岁之间的占一半,50岁以上超过了15%。即使50岁以上企业家中的六成,其子女开始在自家企业中崭露头角,那么进入叶恺所说的“娇气行列”者便超过1.3万人,而就算未来10年温州民企数量不变,这一群体的规模也将近5万人。

　　去年7月,一份出自温州人事局课题组的《温州市民营企业家队伍建设调研报告》称:“未来10年温州第一代和第二代企业家交接班高峰———民营企业家队伍隐含着断层的危机”。

　　一个月后,一项“秘密行动”开始实施———政府牵头为民营企业培养人才。

　　尽管温州市人事局有一个名为“干部培训学校”的下属单位,起初是为公务员系统做人才培训,后来增加了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训,并挂了另一幅牌子———温州市继续教育学院,但专门的“富二代”培训项目此前从未涉及。

　　巧合的是,几乎同一时间,温州市人事局局长王益祺在宁波的一次开会期间到由方太集团创始人茅理翔于2006年底创办的中国第一所专门培养家族企业接班人的学校———家业长青接班人学院参观,双方气味相投、一拍即合,由后者作为培训内容输出方到温州推进富二代项目。

　　这个时候,叶会昌因全球金融海啸迎面而来且愈加猛烈而倍感忧虑,但对儿子叶恺来说,这一切似乎与他毫无关系,他仍在属于自己的网吧世界里自由驰骋。

　　温州市的“富二代”培训项目名称最终确定为“温州民营企业后备人才高级研修班”。“尽管后来的学员大都从温州富二代群体中来,但是‘后备人才’显然是个开放性的称谓,职业经理人、创业者包括在内。”温州干部培训学校校长吴延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正是日后江苏“富二代培训”事件沸沸扬扬时,温州一片寂静的原因。

　　不过,温州人事局起初也并非像现在一样冷静,相反是“热锅上的蚂蚁”———彼时即将举办的每期8天课程、每人费用为1.28万元的“高级研修班”,尽管温州人事局决定每人补贴8800元,学员只需出一个“零头”,但研修班的消息放出来后,很长一短时间里门可罗雀。

　　无奈之下,温州人事局向温州各行业协会请求“支援”———希望协会推荐、介绍会员企业的相关人员前来报名。最终响应的有十家协会。

　　叶恺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他的老爸叶会昌是温州金属行业协会会长,研修班为叶会昌对儿子不愿接班的焦虑找到了一个游说的通道,于是马上替叶恺报了名,交了4000块,送他去“洗脑”。

　　叶恺就像一位“驰援者”,他的到来对温州市人事局而言犹如雪中送炭。不过,连他自己也没想到的是,8天的课程之后,他对接班萌生出了浓厚的兴趣。“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现在我反过来怪自己接班接得太晚了。”叶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一天是2009年9月6日,“我正式接班10个月了”。

八天里的江湖
    温州人习惯了小步快跑、拼命追赶的生存方式,这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宿命......

　　温州就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富二代”———改革开放30年,作为二线城市的温州市工业总产值增长了近400倍,“炒X团”风格之凌厉世人皆知,平均生活成本之高(高于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令人生畏。

　　于是温州人习惯了小步快跑、拼命追赶的生存方式,这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宿命。似乎没有人会相信,他们愿意停下来充充电、思考一下自己在知识尤其是管理知识方面的不足与欠缺———温州市政府对全市500家重点企业问卷调查显示,经济发展最快的2007年里,企业员工培训投入尽管总体较上年度有较大的增幅,但户均培训经费投入只有区区17万元。“温州民企用人的实用主义倾向极为严重。”一位温州民企老板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08年11月,叶恺进入第一期研修班时,发现加上自己共有16位学员,且大多数为小自己几岁的“80后”。不过也有年龄大一些的,甚至第一代企业家,如出生于1960年代的温州华亭文化产业公司总经理林锦萍。

　　彼时叶恺并不清楚,林锦萍和他一样,亦为“驰援者”———由于华亭公司与温州人事局此前的项目合作皆大欢喜,她作为熟人被拉来“充门面”。“我是第一期学员中年龄最大的,他们要推举我做班长,我觉得不合适。”林锦萍说。

　　你可能有了好奇心,16个人的短期培训班,还有班长?事实正是如此。不但有班长,还有副班长、学习委员,甚至生活委员。

　　而在网上,他们同时创建的QQ群里,又有着另外一套“管理班子”。

　　这正是以“80后”为主的“富二代”们的特质,他们比他们父辈那一代人要开放,更活泼,他们习惯畅所欲言,喜欢扎堆儿、聚会,玩的事物也更新奇,开的车大都更酷更个性。

　　叶恺和林锦萍很快喜欢上了这种氛围。叶恺堪称班上最勤奋学员,从领导力、接班术、人力资源管理,到公司过冬之道,每堂课的内容他都精心作了笔记,“未雨绸缪嘛”,他笑着说。

　　叶恺丝毫不掩饰自己没读过大学的事实；这一事实,使得他在七年前自行创业时无所畏惧,而到今天,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视野的狭隘,而互动课程又激发了他对挖掘自己潜力的兴趣和信心,加之妻子不断苦口婆心地耳边吹风,他终于下定决心在家族企业这一更大的舞台上有所作为。

　　林锦萍则是班上最活跃者,不同于她的晚辈———“80后”富二代们———对在课堂上说出自家企业缺陷有所顾忌的是,她喜欢直来直去,不惧任何人知道她自己以及企业的短板和迷茫———事实上她所在的华亭公司已是行业龙头之一。“有的富二代学员由于还没有在家族企业里真正独挡一面,这便导致他们在课堂上感到准确地提炼问题有点难。”林锦萍说。

　　在拓展课上,每位学员的个性展露无遗,当他们嬉闹起来、关系打得一片火热时,局外人很难想象,这里是温州民营企业未来中坚力量的一处缩影。“尽管个别学员一开始的目的并非出于求知欲,而是抱着交朋友、玩票的心态,但这个时候,你会觉得,那只不过是处世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边界越来越模糊,玩的过程中并不妨碍汲取管理心得。”家业长青学院常务副院长程良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最为有趣的是,林锦萍习惯就听课心得及时与她远在美国留学的“80后”女儿交流。尽管她并没有要求女儿回国后一定要加入自己的公司,相反对其有着先在美国工作一年的“硬性规定”,因为“要给别人脸色看,就得先看别人的脸色”。但母女俩一边是亲昵的唠家常,一边用QQ在线交流企业管理心得,也不失为一道别样的温州风景。“我在美国也发现了钱其实好难赚。”女儿的QQ发过来一行字,林锦萍噼里啪啦回复道:“是啊,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温州人跟以前有所不同了,不是有一句流行语叫‘不换脑子,就换位子’嘛。”电脑那边很快出现一张笑脸,还有三个汉字:你真乖。

　　8天的培训效果出乎温州人事局之意料。叶恺们从研修班上收获了接班的信念,也反过来给了人事局以信心———温州民企特别是中小民企的欲求在慢慢“解冻”。

　　一个月后的2009年初,当地政府部门悄然进行了另一项动作,“温州民营企业后备人才高级研修班”被列入了“瓯江人才计划”(温州古称瓯),并与家业长青学院续签了合作协议,拨付的财政资金为45万元,即2009年再举办两期研修班(3月和6月各一期),每期人数控制在25人以内。

　　
“关系千万重”
      “政府官员和银行行长们也有儿子或女儿的嘛。”

　　“温州‘富二代’学员私地下与我聊的话题大体三类，一类是对老爸不懂放权、不会放权的压抑，第二类是构建自己团队受到阻力时的痛苦，第三类是在未来发展战略和产业方向上的迷茫。”家业长青接班人学院创始人茅理翔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位68位的长者说话时铿锵有力，他创办这一接班人学院时，已是他自己第3次创业，如今将满三年。他乐此不疲，甚至主动向记者透露了一个“秘密”。

      原来，早在2008年6月，家业长青学院曾与江苏扬州市邗江区区委组织部、区地税区、区工商联、团区委合办了一期“中国邗江区富二代企业家研修班”，当地政府认为效果甚佳，于是邗江区区委组织部在向上工作汇报中特别提及这一实践，后终被江苏省委组织部所认可，决定作为一项工程全省推广，这便有了今年8月的江苏省千名富二代培训项目的洋洋大观。

      “省一级的党委重视富二代培训，非常令人欣慰，这在大方向上并没有错，只是操作手法上有所瑕疵罢了，”茅理翔说。

　　温州市人事局副局长陈玉多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温州暂时不会考虑在培训过程中有意让政府和银行资源与‘富二代’对接。”叶恺并不知道、也不关心江苏富二代培训门事件。他只关心茅理翔归纳的三个问题的第二个:如何突破重围,组建自己的核心团队。“我上任半年多,就把公司原先的中高层换了一半,引起很大争议。”他说,脸上随之迅速掠过一丝疲惫,“压力真的好大”。

　　他拿出一份行业报,一则标题为《“富二代”的光荣与梦想》的对他的专访文章中,他的口气不失第一代企业家们的浑厚:“坚定信心,克服困难,正确定位”。

　　不将“政商关系”的内容和讨论推放到“富二代”面前,一方面由于“不合适”,另一方面则由于“富二代”尤其是“80后”这一群体还处于顺延父辈政商关系的阶段。不过,对于像叶恺一样处于钢铁等资源性行业,且父亲年事已高的“富二代”们来说,政商关系显然已是他们不得不关注的对象。“与我同行业的一些民企的富二代们,已开始‘动手’了。”叶恺说,“政府官员和银行行长们也有儿子或女儿的嘛。”

　　一语中的———叶恺不但道出了“富二代”们处理政商关系上与上一代人的不同。由于文化层次和法律意识的整体提高,不再会父辈一样剑走偏锋或铤而走险,而如果必须亲近政府与银行资源,他们一方面走着熟路,另一方面则更加注重从同龄人的层面入手。“关键还是要自己去揣摩。这些就算在研修班上学,也未必能学得来。”

    刘伟便是学不来也揣摩不透者中的一位。这位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现在的头衔是浙江万喜精密铸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不过一个月后,他将赴美国留学,“回炉”深造。

    “参加完今年的研修班,我发现我与同学们的差距太大了。”这位身高1米78的大男孩儿严肃地说。他的认真让你惊讶于这一位民企少主思想的特别:年纪小、想接班,却因有所敬畏而暂时止步。要知道,对刘伟来说,他早晚都必须接班———他的父亲几年前去世了,如今任董事长的是他的母亲。

　　刘伟把出国的想法告诉母亲和姐姐们,起初她们很难理解,后来却达成了一致———中国经济复苏并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留学一年半,磨刀不误砍柴工,再说在国外也可一边学习、一边实习。

　　9月7日晚上,温州市干部培训学校主持的一次饭局上,叶恺缺席———他到旗下一间工厂考察还没回来,林锦萍和刘伟来了。由于他俩分别是研修班第一和第三期学员,所以之前并不认识。换过名片后,林锦萍笑着对刘伟说,不知道应该喊你“老弟”还是“小朋友”。不过,话语间她已经很自然的把自己融入了这个当下备受关注的群体:“富二代学员国庆后还有个聚会,我还是会去参加”。 （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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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6日，温州。

接触一个又一个温州“富二代”，聊，吃，喝...刚回来，头还是晕的。跟他们接触越多，越发现自己好幸福.....

　　“有时我想，世上千百种公司中，还把名字置于业务内容之前的，恐怕只有马桶生产厂家和殡仪馆了吧……”

　　9月2日中午，我坐在河北保定火车站广场北侧一把椅子上，手里捧读美国人托马斯•林奇的《殡葬人手记》（中文2006年版）。他妙语如珠地，讲起各式各样的死亡和入殓者样本。

　　这自然跟他的职业有关——殡葬师，准确来说，是世袭殡葬师，他从小跟着父亲，父亲死后他为其入殓，然后子承父业。不过他还有另一份职业：诗人。人们习惯称他为“殡仪员诗人”或“诗人殡葬师”，《华盛顿邮报》甚至在文章说“诗歌深入黄泉”。两重身份自然造就了他看到以及思考死亡时的不同感受和姿态，并建构其一个与众不同的内心世界。

　　“自己的葬礼不需要自己操劳，那是你们的事。我死了，是你们活着的人面对死亡。”托马斯说。

　　　他讲到的让我难忘的一个故事，是他同为入殓师的伙伴韦斯利所经历的。韦斯利花了整整一天一夜的时间，精心缝合一个小姑娘被砸碎的头颅。一个暴徒诱奸了她之后，用棒球棒把她砸死，出事那天是学校的照相日，小姑娘一早打扮地漂漂亮亮，然而在见到摄影师之前，在公交车站被人骗走，尸体第二天在不远处公路一旁的草丛中被发现，疯汉强奸她之后，掐住脖子，将她捅死，最后把她砸死。“当媒体不动感情地报道这一惨案，推断哪处伤才是致使时，韦斯利马上投入工作，他无为让她复活，也决不隐瞒真相，但凶手造成的死亡，在他手中得到了补救。他为她合上眼睛和嘴巴，洗净伤处，缝合伤口，接上打碎的骨头，缝起验尸时留下的刀痕，清理掉指甲里的污泥，擦去捺指纹时沾上的油污，为她洗头，替上穿上牛仔裤和翻领毛衣，安放到棺中，等她母亲来见孩子最后一面……”

　　　“照顾死者以服务生者”，这是殡葬师的职责。诗人托马斯从这一职业中咀嚼中出来的，要比这深远的多。当然他有时也用批评的口吻：“除了诗人、教士及殡葬业者等少数人，真正‘看重葬礼’的人如凤毛麟角，尤其是他们还年轻健康，用不着医生的关怀，用不着天天吃药之时…可以断言，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同样还有英国人、日本人和中国人，对如何‘告别’，如何‘哀惜’，如何让死者如土为安，多少年来一直漠然。”

　　　看到这里，我抬头看看天，仍然是一片灰蒙，火车站的售票处，还是人满为患，人们都在继续着自己的下一程，直到有一天为自己的死亡找到见证人。

　　　托马斯的批评没过几年，日本一部名叫《入殓师》的电影深入人心。好多人看这部影片到最后，都是泪流满面，我和老婆亦不例外；而前些天见到王石，这位持续思考宗教和个人价值的“硬汉”，也说在观看这一电影时感同深受、两泪纵横。

　　　编剧小山薰堂笔下的小林大悟之所以比托马斯让人更受触动，大概是因为小林大悟是“半道出家”，而托马斯是“一脉相承”，所以前者对生死的体悟之对比更鲜明，也更强烈。实际上，影片中小林大悟拉起大提琴，不正如托马斯在伏案酝酿下一深沉诗篇吗？不过，现在讨论对待死亡的技术性因素索然无味，重要的是殊途同归的心境。

　　　前不久我在博客中提到我的一位兄弟三个多月前患了白血病。跟相熟他的朋友聊天时，我们为他祈福。我说，他一旦从死亡线上挣脱，尽管这一生会缺少许多东西，但他对下一步人生的看法、过法，也一定会比我们更丰润更厚实。

　　　我小时候在农村，看到听到过太多的非正常死亡。邻居家的小女孩天天遭后妈毒打，最后被虐待至死，然后卖给了另一户半年前从工地架板上摔下来致死的儿子做“鬼亲”，交易价格8000元；胡同里一位村妇看不起自己的丈夫在外面打工吃得多而赚得少，有一天终于顺利实施了丈夫“被自杀”的计划，不远处我的一位小学女同学结婚后生有一女，忍受不了因没生男孩儿而要天天面对婆婆的冷眼，以及家里清贫的挤压，有一天中午把女儿交给婆婆，自己哼着小曲回家插上大门，服毒而死……

　　　彼时我不是会写诗的托马斯，也不是会拉大提琴的小林大悟，加上周围这样的事件太多太多了（现在其实仍然非常多，改革开放30年，与农村所谓的富裕相伴而来的是精神和信仰的赤贫甚至崩溃），所以觉得司空见惯，不会有诸如前者“葬仪是寻求更多地了解生与死的意义”的思考或《入殓师》中“死亡是一扇门”的慨叹，哪怕13岁那年祖父下葬，我下到他那被掘开的坟墓里，也只是好奇于为何里面已摆放了三口棺材。

　　直到今天，我若无其事在吃饭时讲给同事们听时，他们在惊愕中瞪大双眼时，我才仿佛重新回到过去的时光，从过去的气息中往前思考一小步——哪怕这气息是从坟墓中发出的。对健康的追逐，对生死的敬畏，对世事的坦然和宽容，便都在其中了。托马斯在《殡葬人手记》最后一章“在冬天上路”的末页写道：“一个很好的忠告是：别太在意。另外一个赠言是：一切安排，均合我意。相信我，除了一句‘互爱’，我说过的其他话你尽可忘掉。好好活着。”

　  ◆在河北保定做了一家上市公司大非解禁风波调查，途经北京回到广州。明天又要开始奔波之旅，9月5日，温州，9月7日杭州，9月12日，香港，9月19日，无锡。最期待的，还是下旬我们将要迁入新居，还有月底的带着湘湘回到河南农村老家。记得前年9月底回老家，乡亲们都在收玉米，湘湘站在我们家院子里一堆金黄色玉米穗的正中央，在一旁的父母脸上绽放出疲惫但真切的微笑，那一幕的美丽，至今令我难忘。

□东方愚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2009年8月11日，台湾一份新的媒体——《旺报》诞生。有人起初以为这是旺旺集团的企业报或内刊，而当看到创刊仪式上嘉宾云集，连战、吴伯雄、江丙坤等台湾重要政治人物亲临致贺，特别是看到马英九题写的“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10个大字时，才明白《旺报》非但不是内刊，而是一份专门报道大陆的大众媒体。

　　《旺报》的老板即为去年“高价吞下”台湾《中国时报》的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彼时人们惊讶或怀疑于一个休闲食品企业的掌门人涉足传媒，究竟带有几分玩票色彩。而如今《旺报》的成立似乎意味着，蔡衍明试图将自己的传媒帝国的版图扩张、再扩张。

　　旺旺集团去年的营收超过100亿元人民币，增幅达42%。在金融危机中取得不俗业绩，令人瞩目。蔡衍明身上充满传奇色彩，他的食品主业的大本营在内地(总部在上海)，传媒则根植台湾，台湾传媒因此称之为“红色资本家”，大有中信泰富前主席荣智健的味道——主业在香港，“红帽子”在北京。不过，他与荣智健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即蔡衍明的“红”有股“后发制人”的味道。

　　蔡衍明腰间至少插有三把斧头，一把用以经营企业，一把用以玩转传媒，另一把用以做个好父亲。

街头智慧与资本棋局
　　与比尔·盖茨从小热衷甚至痴迷于计算机有所不同的，尽管蔡衍明出身台北富贵家庭，但他从小习惯在街头称霸当王，并没有接受太多商业气息的熏陶

　　美国《福布斯》杂志今年7月初公布了“台湾前40大富豪”，总资产为550亿美元，比一年前的770亿美元缩水3成。国泰金控的蔡宏图兄弟虽再度居首(51亿美元)，但资产相比上一年大幅缩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旺旺掌门人蔡衍明，个人资产却从上一年的26亿美元劲增至今年的36亿美元，成为台湾富豪榜上的“探花”，其“米果大王”称号更是声名远扬。

　　1957年，蔡衍明出生于台湾。这一年，中国内地一位刚过不惑之年、名叫荣毅仁的商人在公私合营运动中率先接受改造，把家族企业交给了国家，自己成为了上海市副市长，这一举动被时任副总理的陈毅给予了“红色资本家”的称号。同样在1957年，于内地婴儿潮中诞生、日后在商界均有一番作为者还有黄宏生、张茵、李东生、陈景河、赵本山等人。

　　最近有本美国畅销书叫《异类》，大体是说一些成功人士的成功绝非偶然，若非比尔?盖茨很小的时候即有便利条件上机操练，也未必会成为日后那个IT界巨人。照此逻辑，如果说逾200亿元人民币身家的蔡衍明比他的同龄人有所幸运的话，家庭条件优越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不过，与比尔?盖茨从小热衷甚至痴迷于计算机有所不同，尽管蔡衍明出身台北商人家庭，但他从小习惯在街头称霸当王，远没有接受太多商业气息的熏陶。他19岁霸王硬上弓、替父亲打理宜兰食品厂(旺旺前身)后，正是由于少年时期的玩票心理，使得他用一年的时间即告一败涂地，一时落得“败家子”的臭名。结果导致其性情大变，开始冷静下来，思考东山再起和治理之道，以避免将来走更大的弯路(这比黄宏生在2000年遭遇陆强华事件后彻底反省足足早了20年)。

　　非常具有戏剧性的是，后来他在执掌旺旺过程中，无论是经营之道还是用人方略，正是由于他善于将当年的混混脾性变通为街头智慧，反而频频斩获事半功倍的效用。

　　譬如，他在上世纪80年代大败“统一”等台湾米果界枭雄，打的是价格战。上世纪90年代初他初入大陆，聪明地绕开招商引资热潮如火如荼的沿海地区，而是取道湖南，“这种大胆决策，也只有蔡衍明这种有Streetsense(街头智慧)的人才敢去用”，台湾金融大亨卢正昕说；再如，蔡衍明善于授权，且往往出手大方(从当年员工可入股宜兰食品以及后来可参股旺旺控股可见一斑)，旺旺如今在内地有32家分公司，蔡衍明并非每家都曾登门。

　　旺旺去年逆势扩张与蔡衍明一直以来凌厉的风格并无二致，而蔡在资本市场上同样是“快刀斩乱麻”。1996年旺旺控股已成功在新加坡交易所挂牌上市，由于彼时中国食品行业只有旺旺在新加坡孤军作战，“老被人家轻视，没有成就感” ，蔡衍明说。结果是11年后的2007年7月27日，蔡衍明将旺旺私有化。旺旺退市一度引起资本市场强烈关注。不足一年后的2008年3月26日，旺旺又于香港联交所挂牌，不畏金融海啸，逆势融资逾80亿港元。新加坡和香港的一进一退，旺旺的市值从30亿美元增至50亿美元，增幅超过7成，真可谓一箭双雕。

　　2009年4月28日，蔡衍明回到台湾发售旺旺TDR(存托凭证)成功，受到热炒。作为台商回台公开融资和第一位吃螃蟹者，他乐此不疲、不无诗意地称：“回家的感觉真好……”

传媒帝国与政治情怀
　　传媒与食品一为精神食粮，一为有形米果，但两者属性毕竟差异较大，蔡以个人名义高价并购台湾传媒似乎与旺旺一直以来以上海为大本营的事实有所“冲突”。

　　台湾商界与传媒界曾将蔡衍明的成功案例加以解剖，就“学院智慧”和“街头智慧”的取舍及平衡术展开热议。不过，自去年蔡衍明吃下台湾中时集团后，人们将视线聚焦于蔡衍明的“家”究竟在何方——因为传媒与食品一为精神食粮，一为有形米果，两者属性毕竟差异较大，蔡以个人名义高价并购台湾传媒似乎与旺旺一直以来以上海为大本营的事实有所“冲突” 。

　　蔡衍明去年以来在传媒产业不断显露大手笔，源于他几年前梦断入股东森卫视等事件。他的固执再一次发挥到淋漓尽致。有人更是溯源至蔡衍明小时候——在自家电影院看大片，看不惯好莱坞电影中中国人总是出演卑微角色，遂萌生将来手执一面传媒大旗的想法。

　　蔡入主《中国时报》后，声称“这是我的兴趣，也是我从小的梦想，就像开飞机一样(蔡是台湾第一个拥有私人飞机的企业家)。”“我是把媒体当公益事业在办，不是用来赚钱！” “如果做好了，股东们把红利分一分，属于我的部分，统统拿去做公益……”

　　不过，今年6月，即蔡衍明入主《中国时报》仅仅7个月后，他犯了众怒——中时集团和NCC(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 的争议，衍生出与公民团体、学者、记者间几近兴讼。上百位学者的联名挞伐，呼吁《中时》不要残害言论自由的活动一时杀得蔡衍明措手不及。

　　当“媒体不是老板的私器”的抗议声愈演愈烈时，蔡衍明只好软了下来，称自己 “当时一股气上来”，“事后想想还是错了”。

　　这一事件之后，力挺蔡衍明者辩称是其“真性情”的表露，而批评者则开始从更深入的角度——政治情怀——为蔡衍明的霸道寻找起注解来。这显然已经是区别于《中国时报》创始人余纪忠“报纸真正的价值，是存在于他们有没有灵魂和特有的精神”的另一个方向，但却大有“不得已而寻之”的味道。

　　也有人开始从诸如2008年11月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访台受困时蔡衍明一直陪伴在旁开始揣测他与内地高层的关系，以及怀疑收购中时集团背后是否有内地资本涉入等。更有人推断蔡衍明在全球频频收购因金融海啸而受到重创的媒体未必是单纯的市场行为……

　　无论是由于传媒经营经验不足的原因，抑或英雄主义情怀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蔡衍明身上的政治意味显然愈加浓烈，特别是今年8月11日《旺报》出炉，红底版头上 “台湾优先，两岸第一”的醒目口号更是加深了人们的这一印象。

　　“‘11”翻译成英文是‘oneone’，和公司名旺旺谐音，吉利。”蔡衍明说。这似乎也帮助人们理解了，为什么他的私人飞机选择在2008年12月18日这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从上海到台北，成为国内直航两岸私人飞机中的N O.1。

子承父业与永续经营
　　这正是区别与荣毅仁、荣智健的另一类“红色资本家”的神秘和吊诡之处——你爱他、又恨他，但终归到底，不能不爱他——至少需要他。

　　蔡衍明以逾200亿元新台币接手中时集团后，原经营者、中时创办人余纪忠之子余建新转任顾问。一如当年蔡衍明帮父亲打理买来的宜兰食品厂一样，如今帮蔡衍明打理中时集团的，是他的长子、生于1982年的蔡绍中(任中时媒体集团总经理)。

　　蔡衍明创业30载，在江湖上摸爬滚打，积累了浑身的“功夫”和经验。他由此断定，“街头智慧”是最棒的教育方式，遂将之灌输给自己的子女——读书不宜过多、实践方出真知。于是，尽管其长子蔡绍中学习成绩优异，但仍于2001年高中毕业后即告学业中止，转而进入旺旺集团开始漫长的“见习之旅”。

　　蔡氏的这一主张与去年去世的“台湾经营之神”、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的信条如同一辙——尽管两者年龄相差超过 40岁。王永庆之子王文洋当年到英国留学(当时台塑还没创建)，硕士读完想继续深造时遭到父亲反对，学业差点中断，后勉强读完博士。王文洋听起来要比蔡绍中“幸运”一些。

　　这种教育思维在如今看来多少有些不可思议。一般来说，上一代人由于条件欠佳而未能读书三尺，定不希望遗憾重演于下一代人身上。譬如台湾首富蔡宏图(二代企业家)及其儿子均拥有博士学位；富士康掌门人郭台铭子女均为美国名校硕士毕业。100个人眼中就有100种成才理念，蔡衍明和王永庆的特立独行和独树一帜，也许正是“街头智慧”与“学院智慧 ”至今在台湾被热议的源头之一。

　　据台湾《商业周刊》报道，19岁的蔡绍中高中毕业后进入旺旺，直到今日的8年时间中，被蔡衍明以了“魔鬼式训练”。其中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头3年的“见习生”时期——到旺旺的诸多部门轮岗见习。“我没有名片，因为没什么头衔，我的名牌(工作证)上只有我的‘蔡绍中’3个字，”蔡绍中说。

　　第二个阶段是接下来3年，蔡衍明安排蔡绍中为自己作“特别助理”。主要意图一来便于提早俯瞰大局，二来磨其性子。蔡衍明对数字非常敏感，他要求儿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企业的收入、利润、成本等数字要了然于胸，对商业模式和经营管理各细节的解释要条理清晰。“每周一次的familyday(家庭日)，父亲都会追问各项事情的进度和执行细节，他甚至不放过吃饭时间，”蔡绍中说。这一点与王永庆当年在台塑施行的“午餐汇报制”亦不谋而合。

　　第三个阶段是2007年开始，蔡绍中开始在管理层被委以要职：旺旺公司执行董事、友联产物保险董事等。直至2 009年的两年间，他的管理技能得到了极大的考验与提升，特别在去年旺旺赴港上市期间，蔡绍中几乎成为了喜欢问“为什么”的蔡衍明的“答案提取器”。

　　2009年则是蔡绍中的第四个阶段的开始，也是蔡衍明一边心怀家业永续的念想、一边与儿子分疆而治的开始—— 自2009年7月6日起，蔡绍中改任旺旺的非执行董事，联系此前的4月16日他被任命为亚洲电视董事及中时集团总经理，蔡衍明希望儿子在传媒帝国上有所建树和创新的意图至为明显。

　　儿子负责传媒产业，自己在米果老本行和酒店(神旺大饭店)业继续跑马圈地，这样的分疆而治显然与一些人对他利用媒体公器满足自身政治情怀的推测背道而驰。这正是区别于荣毅仁、荣智健的另一类“红色资本家”的神秘和吊诡之处—— 你爱他、又恨他，但终归到底，不能不爱他——至少需要他。而这也正是他们同时舞动着几把斧头、似乎总在抄近道疾行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