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愚：减法生存

□南方周末记者张华  发自山西太原、运城 http://www.infzm.com/content/29466

    ※“我们从未与首钢接触过，与太钢确实在接触，但具体情况也并非外界所言那样。”
    ※“太钢通过并购，几年后规模占山西省七成，海鑫为什么不能以同样手法，争食剩下的三成份额呢？”
    ※李兆会的兴趣早已不在钢铁业。七年当中，李兆会与李海仓生前最大的不同，则是在政商关系处理上风格的二致。

    28岁的“山西首富”李兆会正遭遇七年之痒。

    “七年之痒”其实是个舶来词，是指许多事情发展到第七年，就会审美疲劳，就可能节外生枝或遇到瓶颈。50多年前，美国性感女星玛丽莲•梦露主演过的同名电影甚是卖座，“七年之痒”于是成为外遇的代名词，再到后来，这一词汇被广泛用于中文当中，比在西方还要火。

    李兆会现在仍是单身，他所遭遇的七年之痒，则是他执掌的山西最大民营钢铁企业——海鑫集团七年来遭遇的瓶颈——一边是不可避免地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潭之中，一边是最近坊间传出的海鑫将可能被国有钢企收购的传闻。

并购传闻真相调查
    在位于山西闻喜县东镇的海鑫集团一楼的大厅里，摆着创始人李海仓的塑像， “1955-2002” 一行生平数字，令驻足者无不感渭其英年早逝。7年前的腊月20日，李海仓在自己的办公室，因为一起小纠纷被与他同岁的一位同乡枪杀，震惊全国，有人称“一只蚂蚁把一头大象给轻轻拌倒了”。在澳大利亚留学的20出头的李兆会（李海仓之子），临危受命，成为海鑫的新掌门，他的六爸（即“六叔”，山西闻喜俗称）李文杰不久后任海鑫总裁。

    7年中，因为李兆会的极度低调，使得其在外人眼中愈发“神秘”。他始终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但无论如何，正是这位李家少帅，将其父在位时创造的海鑫“双50”（总资产50亿元，年销量额50亿元）的数字，翻了一番，达到“双100”。
 
    直到今年4月底，坊间开始传出海鑫可能被国有钢企并购的消息。在随后的一个月中，这一消息戏剧性地传出不同版本，先是“首钢洽购”，不久又是“太钢（太原钢铁）抛出绣球”，扑朔迷离，让海鑫的合作伙伴们一时摸不着头脑。

    几乎从不与媒体打交道的39岁的李文杰哭笑不得。“我们从未与首钢接触过；与太钢确实在接触，但具体情况也并非外界所言那样。”5月27日，李文杰在海鑫集团总裁办对南方周末记者称。

    他的身后，是一只展翅的雄鹰（工艺品）。门侧的墙上是他的三哥、海鑫创始人李海仓的大幅挂像，办公桌正对面的墙上，则是一台实时监控的大屏幕，所在楼层楼道里发生的一切，尽在李文杰眼中。显然，自从李海仓遇刺后，海鑫高层对安全事宜甚为重视。

    “首钢洽购海鑫”传闻发生之前，是今年年初被热议的钢铁业一起跨区域兼并案——首钢收购山西长治钢铁（长钢）进入尾声，产能近400万吨的长钢成为首钢的全资子公司。

    长钢起死回生，首钢则在煤炭大省山西攻下一城，可谓各得其所。而首钢在山西的“志向”更为高远——今年“两会期间”，首钢董事长朱继民就透露，首钢已与山西建立了包括钢铁、电力、集炉煤气等多方面的战略合作；这成为“首钢洽购海鑫”传闻出炉的发端。

    有趣的是，当“首钢洽购海鑫”传闻发生时，首钢收购长钢并未尘埃落定。长治听到传闻后大惊，以为首钢临时改变了主意。

    当这一消息被宣告为不实之辞，或说被证实为是首钢在“单相思”时，长钢松了一口气，而太钢也遂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所谈论的与海鑫“相恋”的另一主角。太钢及海鑫都向南方周末记者加以了证实。

    不过，从山西省到运城市，再到闻喜县（隶属运城市），各级政府对这场感情大戏的态度有所不同，加之海鑫态度的不愠不火，使得它更富戏剧性和不确定性。

当太钢成为宠儿
    太钢向李兆会和李文杰抛出绣球时，底气十足。其第一张牌是，单从规模上看，太钢的产能为1000万吨钢，而海鑫为600万吨，太钢的营业收入为1000亿元人民币，是海鑫的近十倍。

    第二张牌则是山西省政府的强力支持。今年4月中旬，《山西省冶金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简称《规划》）获山西省政府通过，太钢成为最大的宠儿——两年内，太钢将通过重组省内钢企，使产能翻一番至2000万吨，6年内达到3000万吨，占全省钢铁业产能比例提高至七成。

    这一事件的背景无疑是钢铁业的全线亏损。《规划》的执笔人、山西钢铁行业协会秘书长祝峰亮2009年春节后到山西长治调研，发现长钢、长信等当地四家钢企，两家停产，另两家处于半停产状态。
“而四家企业在银行的信贷总额接近180亿元！”祝峰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股神”巴菲特曾说，人生就像滚雪球，最重要的是发现很湿的雪和很长的坡。最近两年我国各省市掀起的钢铁业重组兼并大潮（包括跨地区重组），同样犹如滚雪球，尽管雪没那么湿，坡没那么长，但在行政力量的助推下，雪球往往很快也能变大，至少外表看起来很壮观。

    山西的邻居河北省及山东省，分别于去年6月和3月组建钢铁航母河北钢铁集团和山东钢铁集团，去年产能均超3000万吨，气势恢弘。

    山西并不示弱，加大马力“武装”省属巨头企业太钢。比如最近两个月内，先是太钢于4月获准发行金额为35亿元的中期票据；后有5月15日，太钢与山西焦煤集团联合组建山西煤钢联公司，尽管是后者控股（60%），但对太钢来说，投资上游焦煤资源，无疑为其将来降低成本、快速并购打了个头阵。

    太钢董事长李晓波面对记者，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心情；山西煤钢联公司董事长刘生瑞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对“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津津乐道。

    省级“钢铁航母”恢弘的背后，并非没有黯淡的一面。譬如整合之困，特别是当国有钢企与民营钢铁对峙时的化解策略，成为业界瞩目的焦点。去年11月山东钢铁（山钢）与山东最大的民营钢企日照钢铁（日钢）短兵相接，一时两败俱伤，后来日钢掌门人杜双华转战资本市场，曲线突围，令山东钢铁大为尴尬，直到今天这一并购都没收场。

    作为重组潮中的后来者，山西尽管可以从兄弟省市身上吸取所谓的经验和教训，但似乎同样绕不开这一宿命。

    “太钢不太可能吃掉海鑫”，闻喜县副县长曹秦峰说，“太钢通过并购，几年后规模占山西省七成，海鑫为什么不能以同样手法，争食剩下的三成份额呢？”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5月27日上午，曹秦峰刚参加完闻喜县鑫光水泥公司（李兆会“五爸“李天虎旗下公司，独立于海鑫集团之外）新生产线投产活动回来。闻喜县的支柱产业主要有钢铁、镁业、水泥、玻璃、化工等，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侵袭，均受创不小，20家镁业企业，只有4家正常运转，而唯一的大型钢企海鑫也限产近半。

    闻喜县政府为救助企业特别是支柱企业而绞尽脑汁。曹秦峰的办公桌上，放着县里将于六月上旬召开的关于“支持企业度难关”会议的一纸通知，上面特别注明“县领导及涉经部门一把手”必须参加；早在今年二月中旬，闻喜县就曾制订“支持工业企业应对经济危机的十条措施”，其中一条为“对重点项目，投资在5000万以上的企业用地，政府给予大力支持。”

    此前一周的5月20日，运城市市长王安庞来与副市长张建喜及运城市的“涉经一把手”前来海鑫调研时，王安庞亦曾称，针对企业“流资紧张、新建项目审批、土地征用等问题，有关部门应给予协调解决”、“对市县权属内的费税能缓交则缓交。”

    尽管所有这些支持措施，和太钢于省级政府层面所受“待遇”比起来，只是杯水车薪。但太钢要想吃下海鑫，显然不会那么容易。

    “海鑫的目标是3年内营收达到300亿！”李文杰说。在接受采访当天的下午和晚上，他向南方周末多次提及这一目标，话语之间豪气百倍，似乎已将太钢抛到了九霄云外，。而海鑫的网站上对企业愿景的描述则是“实现百年海鑫”。

双面李兆会
    “海鑫可能被并购”的消息在海鑫的一线车间传开后，同样引发了一阵议论。

    由于经济危机以来海鑫员工工资降幅普通在20%以上，不少工人暂时放假回家，使得工人们的情绪受到较大影响。一位李姓工人在对本报记者称，由于渴望改变现状而无能为力，他的一些工友听到并购传闻后一度喜形于色，而车间不少原先停用的旧设备重新检修启用，在他们眼中也成了“海鑫希望自己届时能卖个好价钱”的注脚。

    李文杰今年以来经常召集在企业管理层任职的家族成员共商危机应对之策，他打算 6月全面复产，不过难度显然非同小可，“我会尽最大努力”李文杰说。

    南方周末记者在闻喜采访过程中，接触到李兆会的妹妹、负责海鑫财务的常务副总经理李兆霞，负责原料业务的李兆会“大爸”李天仓之子，负责销售业务的李兆会“二爸”李满仓之婿等在海鑫管理层任职的李氏家族成员，他们无一不在忙碌于打理手下的业务，丝毫不认为海鑫会在目前的困境中陷得更深。

    而海鑫的真正掌门人——李兆会看起来似乎与这一切“绝缘”。最近几年，他呆在闻喜的时间非常之少，而是穿梭于上海、北京、香港等地，在资本市场上玩转魔方（股票、期货等），为海鑫集团“输血”。

    譬如，在A股市场最为火爆的2007年上半年，李兆会抛售近1亿股民生银行，套现逾10亿元；下半年又先后吃下银华基金21%的股权、山西证券3.84%的股权。这一年中，他更是在二级市场买卖过国铝业、鲁能泰山、益民商业、华电国际、兴业银行等多支股票，手法十分凌厉。

    南方周末记者在调查过程中获悉，2007年海鑫在资本市场的收益达20亿元，即使在市场惨烈的2008年，其收益亦逾10亿元。

    最近的一次动作则是，今年3月底，海鑫将所持民生人寿保险3866万股股份转让给浙江万向集团旗下一家资产管理公司，转让后海鑫仍持有民生人寿逾3.7亿股。

    “李兆会的兴趣早已不在钢铁业。”太原市一位钢铁业内人士对本报记者说；更有人拿李兆会与生前被誉为“山西钢铁大王”的他的父亲李海仓作对比，称其只是位“资本家”，这一称谓的另一反向论据是，李海仓生前将海鑫产品瞄向高端定位，而如今的海鑫，产值虽然翻了番，而产品定位并不明朗。

    对主业渐渐失去兴趣——李兆会果真遭遇“七年之痒”？

    闻喜县政府一位多次接触李兆会的官员对此不以为然。他眼中的李兆会是一位“很有思想的年轻人”，言外之意是，浸淫金融业并不意味着李兆会对冷落钢铁业，而只能说是分工或是发展思路的不同。

    七年当中，李兆会与李海仓生前最大的不同，则是在政商关系处理上风格的二致。李海仓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的创业者，在政经语境不明朗的年代，经历过从求村长到求镇长，再到求县长与求市长、求省长等不同阶段的艰辛，于是练就了一副八面玲珑而又不失谦卑的脾性，左右逢源却从不越界。而他的突然去世，不可避免地割裂了李氏家族的人脉资源。

    更为重要的是，在山西这样一个非常注重人情世故的北方能源大省，李兆会不善于且很少主动维护与政府间的关系。当然，海鑫一家企业为所在的闻喜县贡献的财政收入占到六成多，用当地一句俗话来说，“县政府每天有两顿饭是海鑫管的。”他们自然视海鑫为座上宾、主动嘘寒问暖；有所逊色的是海鑫与省级政府间的关系。

    山西省另一位钢铁业内人士向记者回忆称，2007年山西钢铁行业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时任协会会长的太钢董事长陈川平（后任山西省副省长）及其他副会长级的钢企负责人们在主席台上就坐，同为副会长的李兆会未能前来参加，由李文杰代为参加，按照游戏规则，李文杰只能在台下就座；第二年，李文杰亦未出现，而是由海鑫一位副总经理代劳。

    “如今的李氏家族企业的主要掌管者（李兆会、李文杰、李兆霞）都是海归派，他们想法较新且敢想敢干，但有时缺乏一份必要的虚心。”祝峰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当李兆会前些年搭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顺风车时，“不虚心”成为一把利剑，使之在产业和资本市场上斩获良多，而当如今经济危局之下海鑫不可避免同落泥潭中央，却又面临被太钢并购的可能时，他的“不虚心”似乎成为了“狂妄”的代名词。

明天是儿童节，从香港出发，途经东京，到南太平洋小岛大溪地(塔希提，Tahiti，法属)度假。

看到一些去过大溪地的人称这个“8”字型的岛屿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大溪地当地居民更是自称为“上帝的人”，真是一点也不谦虚。当然他们是有骄傲的资本的，向往“在荒蛮乐园终老，在棕榈树间漫步、作画”的后印象派画家高更，就是在大溪地找到了自己的艺术天堂的。

花一周时间，咱也去瞅瞅吧，彻底放松一下。

链接：大溪地介绍  音乐

文/东方愚 

 主文《“山西首富”李兆会七年之痒》详见2009年6/月/4/日《南方周末》

山西海鑫钢铁董事长李兆会遭遇“七年之痒”。他的一个同行，同样遭遇七年之痒。那便是日照钢铁董事长杜双华（2003年日照钢铁成立与李兆会父亲遇害仅相差一月）。

李兆会和杜双华，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生人，一个是60年代生人。但他们颇有几份相似之处。一，分别执掌山西和山东最大的民营钢企；二，分别是山西首富和山东首富（2008年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二人资产分别为58亿元和108亿元）；三，都极为低调，鲜有接受媒体采访；四，都面临被国有钢铁巨头重组的可能性或现实。

想吃下日照钢铁的山东钢铁集团。山东钢铁去年初甫一亮相，就张开血盆大口，与日照钢铁展开明争暗斗。杜双华倒是不愠不火，打起“潜伏战”。你还甭说，较量了一年多，杜双华一步一台阶，渐渐占了上风。

三个时点可见一斑：一是去年“5•12”汶川地震后，杜双华慷慨捐出1亿元，一时令山东钢铁尴尬万分；二是去年“光棍节”前夜，杜双华发出致日照钢铁员工的一封信，称与山东钢铁重组协议已签，“冬天来临”，相伴随的是他迅速主动与银行解除贸易融资授信协议，将抵押的铁矿石等资产变现，同时裁员，并将触角升向资本市场；三是2009年5月19日，香港上市公司开源控股召开特别股东会，通过了以52亿元港元收购日照钢铁部分资产的决议——杜双华“潜伏”成功，完全变被动成为了主动。

想吃下海鑫钢铁的是山西省属企业太原钢铁。不过，与山东相比，暗战的双方温柔得多了。对太原钢铁而言，尽管在今年4月山西省的产业调整规划中，受到千般恩宠，但毕竟这一规划同时提及“形成太原、长治、运城、临汾、吕梁5个钢铁生产基地”，分而治之而不是一统江山，太钢自然不便冒进。海鑫钢铁同样一副乐呵呵的样子，一边并不排斥太钢，敞开大门与之接洽，一边却是欲打造“百年老店”的雄心和悄然发力。

山西的平和和山东的激进对比明显。尽管李兆会在玩转金融资本的风格也甚为凶悍，但在并购面前，他不可能选择与杜双华相同的路径。这与海鑫钢铁和日照钢铁不同的治理结构有关。杜双华在日照钢铁所重用的薛健等人，都是和他关系密切的江湖兄弟。而海鑫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家族企业，总裁是李兆会的六叔李文杰，财务、采购、销售等要职，无一不由家族成员担任。这样的差别，决定了当与呼啸而来的并购者发生正面交锋时，李兆会无论进与退，“弹力”要比杜双华弱一些，反客为主的几率也要小一些。

实际上李杜二人并不像外界传说的那么神秘。江湖大佬杜双华同样有非常“乡土”的一面，在家时吃的饭菜相对简单，屋里经常很杂乱，与普通中年男人并没什么不同。尽管日照钢铁的发展到今天还有一些争议，但它的利润率却常令山东省国有钢企们望尘莫及。当遭遇被并购的宿命时，他奋力而争，曲线突围。同样，李兆会在海鑫管理层内部交流时，健谈，有时仍会透出一股孩子气。在闻喜这样一个并不算富裕的小县城，两代人一同创造了一个钢铁帝国，他们从没想过有朝一日失去海鑫控股权的情形是什么样子。

去年9月我在山东日照采访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日照钢铁党委书记廖海亭接受近两个小时采访结束时的一声大吼：“什么‘一山不容二虎’啊，我们根本不是什么虎，我们连狗都不如！”今年5月我在山西闻喜采访时，接触了李兆会家族众多成员，他们甚为豪爽，李文杰半天里三次对我说：“海鑫3年内销售会做到300个亿。”吃饭结束时，我跟他打招呼，他又一次重复了这句话，然后说：“相信我！”

“并购”本来是一个中性词汇。而最近两年钢铁业掀起的并购潮，却越来越因为“国进民退”而受到诟病。虽然不能一概而论、说“国进民退”一定是个“坏孩子”，问题是在怎么个并购法的谈判桌上，一旦发生争执，效率、利润率等元素往往首先为行政力量让了路，如此一来就算俩企业揉到了一起，也不可能从真正意义上形成管理学大师迈克尔•波特所言的“竞争优势”。

杜双华的戏已演至接近曲终了，李兆会的戏才刚刚拉开帷幕。

1、今天来了山西，第一次来，会去太原、运城等地方。端午快到了，有人说为纪念屈原，有人说为纪念伍子胥，而我今年端午，则是在关公的老家过了。

2、在飞机上捧着《办最赚钱的杂志：对话英国名刊主编》读，蛮有收获，特别是英国《大头条》（THE BIG ISSUE）的创意和理念，很有趣。崔莹连续三年一年一本书，解读英国传媒，是个有心人。尽管文本上略显粗糙，但仍然非常值得拿去揣摩、研究。

3、下午与山西钢铁业一位“二政府”型的资深人士聊天，天南海北，他眼中的山西民营和国有钢铁企业的风月事，听起来好玩的很。中国的生意场，在山西这块土地上，写满本色。

4、本来去山西青年报“求援”资源，没想到被邀请给他们的记者做讲座，聊做财经人物的心得体会和技巧啥的，我东扯西扯，也不知自己所云何物，不过最后走的时候，一个兄弟对我说，我讲的东西很实用。我也松了一口气。实际上我也是在鞭策自己，自己这一年懒了好多，上海证券报上的专栏都停写好久了。

又想起当年研究生毕业时，被学院领导叫着给经济学院的师弟师妹们做报告，我讲的全是江湖段子，和与我一起的我一个考上香港科技大学博士的同学的认真和严肃对比鲜明，一时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

（一）

“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快乐！”2004年的一天晚上，一位64岁名叫迈克尔•盖茨•吉尔（Michael Gates Gill）的老头在下班后赶乘地铁的途中这样大声喊道。路人瞄了一眼这个怪老头，没有人知道，他年轻时是美国常青藤名校毕业，并顺利进入了一家牛比的广告公司，然后一干就是25年，名利双收（干到他54岁的时候）。更没有人知道，他现在的身份，是一间星巴克咖啡店的普通店员，每天的主要工作是，清理厕所卫生、收银。

你一定与我一样，想知道中间十年发生了什么。答案是：被炒鱿鱼，创业失败，妻离子散等。

但在星巴克，扔掉自尊，系上围裙，在黑人手下干活，他却渐渐拾起了过去他失去的几乎一切。所以当他回想起来过往的经历时，他反问自己：“这是否意味着我过去的所有生命历程，整整64年的时光，都是个笑话？”

“不是的。”他又喃喃自语。

（二）

周末广州大雨。我呆在家里，看完了迈克尔所著的《星巴克拯救了我的生命》一书。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一本自传小说。可能不少朋友已读过。我是无意中翻读，起初只是为其叙述方式的精致和文本的优美，以及对心理刻划的细致而惊喜，后来便开始为一位老头对自己反思时的认真和诚恳而感动。

当他刚开始到星巴克上班时，有时还徜徉在十年前自己的声名显赫中，不过很快他便开始对自己冷嘲热讽起来：“面对现实吧，你可不是在修道，你已经破产了！ ”而当他发现哪怕现在做一个普通店员，至少也能为自己年轻时只为所谓的事业忙碌而完全忽视家庭和朋友所犯的错误有些许弥补时，他甚至经常会像在地铁口的自言自语一样说道：“能以愉快的心情看待所有的遭遇，以真正的幽默来对待迷惘的世界，这可真是天赐良机啊！”

人最大的劣根性之一就是放不下架子，或自以为所做的是天大的事，所以忘记了看风景，没有去体会本应慢慢体会的社会温度。我想起几个月前投资家罗杰斯在香港接受我的访问时，言语之间充满的，全是对女儿的热爱，以及对自己年轻时坚持不生孩子之想法的嘲讽。“我那时简直是蠢到家了，”他对我说，手里拿着一把叉子，像是要对自己发狠，一时令于一旁进餐的我感到诧异。不过，罗杰斯曾带着老婆，周游世界，迈克尔与他比起来，年轻时完全是个事业狂，而所谓的事业，多少年之后，也成为他笔下的不齿之物。

（三）

迈克尔的这部作品像是本励志书，又像是忏悔录，而我在扉页上给出的注脚是“两个世界里同一个心灵的PK史”。

最近同样触动我的，是一则自杀的消息（放心，不是韩国前总统卢武炫，他跟我没关系），我的朋友的朋友、与我同为文字工作者的一位沈姓女孩儿，10天前从20多层的高台跳下，与这个世界告别了。

迈克尔是1940年生人，他把自己的64岁，视为人生的新起点。这位沈姓女孩儿是1984年生人，却在25岁时，就已香消玉殒。

新生与轻生都值得我们敬畏。如果非要从他们二人身上汲取点什么的话，我想是最常见但很少人能做到的十个中国汉字：走得慢一点、看得开一些。

我亦不能免俗，所以常常鞭策自己，就像博客名字“减法生存：每一天，都是信念的跃动。”一样。后半句是爵士女郎莉兹·莱特说的；《纽约时报》乐评家评价称这位留着寸头的黑人姑娘的声音“给人祈祷般的冥想”；哦，她生于1980年，和沈姑娘算是同龄人了。

文/东方愚

女人

最近分别有一位美国女人和中国女人特别惦记“股神”沃伦•巴菲特。

前者在公众场合，当着自己老公的面说：“我现在心里有两个人，一个是我自己，一个是巴菲特。”后者则为今年5月初没能实现与巴菲特的“约会”而懊恼不已。

别误会——尽管巴菲特近30年来的私生活如今成为不少投资者茶余饭后除金融危机外的最大谈资——譬如他与前妻苏姗之前的非正常婚姻，但这两个女人的款款深情，则是出于对巴菲特的敬重之情。

这位美国女人名叫艾丽斯•施罗德，摩根士丹利前董事总经理，她最近来到中国，在这片酷热的土地上掀起了人们对“滚雪球”的兴趣——她不久前完成的经巴菲特授权的传记名即《滚雪球》；为写一本书花了五年时间，贴身采访巴菲特共2000小时，她“入戏”太深，难以从中走出来的情形，似乎毫不逊色于梁朝伟当年拍《色戒》。

 “我现在对巴菲特的了解要胜于我对自己的了解。”艾丽斯说。

这位中国女人名叫周晓光，义乌新光集团董事长。她做的是饰品生意，之前从不投资股票，却对巴菲特的推崇如周星弛在《鹿鼎记》中的一句台词“如涛涛江水绵绵不绝”。

一年前周晓光随朋友到美国小镇奥巴哈参加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大会，深有感触，回来后便马上花20多万美元买了两股伯克希尔股票，只盼2009年5月能再次当面聆听巴菲特的教诲。

“可惜，甲型流感来了，家里人今年没让我去成。” 周晓光说。

这两位女人的共同特征是率性，她们同一天接受我的采访，对巴菲特给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皆如数家珍。可是她们的“数法”又不尽相同。

区别在于，艾丽斯谈巴菲特越多，就越把他向普通人还原，她在《滚雪球》中同样如此——譬如她更为留意巴菲特的性格和细节——一个内向、不太会照顾自己生活的长者；而周晓光聊到兴致处，则是将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向营销甚至人生等各领域延伸，“他是值得全体的中国投资者和企业家学习的榜样。”她说。

篱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2009年5月2日，一年一度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大会召开，3.5万人云集而来，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来自中国内地者，也从两年前的10人左右，增加到了今年的逾百人。其中有中证万融投资公司董事长赵炳贤等投行人士、汇添富公司刘健位等基金人士、中欧刘涌洁等商学院人士，赵丹阳等私募人士，甚至中投公司总经理高西庆等财经官员。

当然，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一定在场，尽管他刻意低调，但旁边的电动车免不了让他跟着一起惹人眼。

赵炳贤们天还没亮就到会场排队的成果是，争取到了较为靠前的位置，从而可以离当天股东大会的主角——79岁的巴菲特和他的搭档、85岁的查理•芒格更近一些，看得更清楚一些。

全球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尽管巴菲特属马，巴菲特也难能马到成功、独善其身。2008年伯克希尔股价全年跌幅超过30%，今年一季度则出现了自2001年以来的首次季度亏损。而截至目前，其现金流已由2007年9月时最高的470亿美元，降至100亿美元左右。

不过，这一切并没有使伯克希尔公司的股东们在股东会上大发牢骚，只是他们抛出更多更细的问题给巴菲特，譬如“美国报业的投资回报率”“助学贷款业务的麻烦”，而巴菲特显然也早早意识到自己今年的受关注程度更甚于以往，于是提前安排了三位财经记者从网上搜集有代表性的疑问，以便给出妥当的回答。

芒格回答提问的风格是简洁、诙谐，巴菲特几乎详细而认真地回答每一个提问，有时反而显得繁琐，但他并不木讷：“高智商的人最好不要来投资股票，否则越玩越差劲；如果你的IQ（智商）值超过了150，赶快卖给别人一些吧。”

哄堂大笑。

“两位老头的耐心、随和与激情，以及对股东的尊重，令人非常钦佩。”赵炳贤对我说。

然而，也有人却不经意间自建“篱笆”，隔裂了对巴菲特的认识。三个月多前，当多数人为巴菲特在致股东的信中指责自己“犯下重大错误”而驻足时，一些投资者却是围绕伯克希尔股价的大幅下跌而评头论足；当更多的人希望从5月初的股东盛会上倾听巴菲特最新心得和见解时，有人却忙于发表“股神走下神坛”的慨叹。

而当巴菲特3.5万人的超大“粉丝团”满载而归时，许多人又开始为传媒报道的巴菲特住所简约、办公室狭小、甚至没有漂亮的前台小姐等噱头而津津乐道起来。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具娱乐细胞的民族。”一位美国的财经记者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

巴菲特

巴菲特似乎从来没有用“股神”或“英雄”等字眼形容过自己。在巴菲特所有的私人信件中，他年轻时代与父亲的通信均保存完好，他将父亲的一句话视之为人生信条——“如何”永远比“多少”更重要。

赵炳贤在巴菲特的办公室兴致勃勃地问他如何保持年轻和理性的心态，他轻描淡写地说：“我只是做自己喜欢且熟悉的事情罢了。”

艾丽斯在中国的北京、深圳、南京等城市，遇到了同样的困惑。

5月18日，在深圳的一场演讲中，她讲述了一个“普通的巴菲持”——为了工作，曾长期牺牲家庭，并在自己前妻苏姗去世后泪流满面；从不说自己勇敢，只称自己精力充沛、做事认真、善于推理；他曾偏执得不可理喻，商业以外的其他任何事情，如艺术、文字、旅游等他都提不起劲头，直到他的前妻苏姗生命垂危时他才被动地研究起医学来……

当然，艾丽斯也提到巴菲特这一年中最为压抑的事情，如于去年油价高位大量购入康菲石油股份（巴菲特称之为“蠢事”）和爱尔兰银行股份（“没有压力之下所犯之错”）。年初巴菲持还为此耿耿于怀，向艾丽斯大倒苦水，但显然很快做出了调整，譬如于第一季度购入了逾3亿股的富国银行股份。

可是，普通投资者抛给艾丽斯的提问，不少仍是围绕着巴菲特头上的光环或财富数字而来：巴菲特有没有觉得自己幸运，他估计公司股价多长时间能重回2007年时的高峰等，诸如此类。

“我发现许多人喜欢假想一个巴菲特，其特点类似学校那种‘优等生’，不会犯错，犯了错也能很快纠正，永远拿第一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很多时候，在凌厉的市场上，所有人只是都是普通学生。”艾丽斯对我说。

巴菲特似乎逢“9”一般会遭遇不顺。50年前的1959年，巴菲特在奥马哈已小有名气，但是一些人认为他做的事情类似“庞氏骗局”，于是他申请加入奥巴哈乡村俱乐部时被拒绝了；1979年底，股票市场一片惨淡，巴菲特在日记中写道：“道琼斯指数好像一辆破车，冒着黑烟，喘着粗气，吃力地颠簸前行。”商业周刊直接宣称其为“股市之死”；1999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和全球富人榜上的排名，巴菲特均往后溜了好几位，于是有人嘲讽巴菲特“自身难保”。

艾丽斯在深圳演讲那天下午，国内知名私募基金经理但斌不声不响，坐在观众席的最后一排，让人想起市场上关于私募基金经理集体“潜水”的比喻。彼时有人说巴菲特这次可能真的自身难保了，他扫了一眼对方，不予理会。

临走的时候，他甩下一句话：“为什么非要把巴菲特放在你所限定的时间段内，从而说他是个输家呢？”

毋庸置疑的是，一千个人的心中就有一千中输赢的评判标准。

周晓光说，无论如何，2010年伯克希尔的股东会一定得参加。艾丽斯则说，如果有一天把巴菲特的一生拍成电影的话，一定得找最好的喜剧演员来扮演巴菲特，“汤姆•汉克斯不太合适，汤姆•克鲁斯又太矮了。”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epaper/nfzm/content/20090521/PageC18CJ.htm

5月18日在深圳，和艾丽斯聊了聊她最近五年的生活和感受；总共1小时的媒体时间，我们一家的专访占去40分钟，剩下10多家报纸和电视用了20分钟做群访，我们真挺“霸道”的。中信的朋友对我说查到的她的年龄是50多岁，可是见到艾丽斯真人，我们怎么也不敢相信，或许是有重名的？端庄幽雅的她，有老公大卫全程陪同，最近在中国的北京、深圳、南京等地，掀起“滚雪球”热潮。

国外不少作者的认真程度真的超乎想像。她为了写巴菲特的传记，花了五年时间。“五年”绝非像国内一些攒书者一样吹的大泡泡，而是真的五年。三年用来查读巴菲特几乎所有的信件，以及陪同他参加各种活动，能从工作和生活细节捕捉一个真实的巴菲特，两年则用来写作。

去年我在北京采访汽车零部件厂商亚新科（Asimco）董事长杰克•潘考夫斯基（Jack Perkowski）时，在惊讶于他的文笔的流畅，他的《与龙共舞》一书中完全是华尔街日报风格。而艾丽斯在《滚雪球》中，同样如此，尽管按照小事件的编年体的形式，让人一下子有些不适应，但整体来说，这是一本难能可贵的著作，最可贵之处，就是她把巴菲特还原为一个普通人，其实他本来就是一个普通人，美国人眼中的普通人。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前妻去世的时候，他哭得昏天黑地，尽管彼时他们的婚姻已经有名无实了27年。

可是当巴菲特“出口”到中国的时候，就被神化了，没有了任何血肉，成为了“股神”这一符号。他做事专一、善于推理的细节没人问津，被人盯住的只是股票盈亏本身。巴菲特时刻在检讨自己，不仅是经济危机到来之后。可是许多人并没有看到他的这一品质和行为，也没有对自己反思，倒是因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去年的糟糕业绩，而举起了“审判”巴菲特的大棒，实在是对比鲜明。

在《滚雪球》中多留意巴菲特是如何处理一些小事的吧，就像留意克林顿的情人莱温斯基的腰围一样仔细。巴菲特的老爸六十多年前对小朋友巴菲特说：小子，记住，“如何”永远比“多少”更重要。

这世界真是小。几天前准备采访提纲时，看到秧同学在线，就让她帮我翻译了点东西，尽管洛杉矶当时的时间是深更半夜。到深圳后，才知道艾丽斯的演讲是招商证券办的，演讲听了一半，突然想起秧的表妹觅，在招商证券工作，就打电话给她。没想到她就坐在我后面一排!

1984年，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龙应台点起的“野火”开始蔓延，从台湾烧到了大陆。龙应台在文章中说：“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品、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

那一年，龙应台32岁；那一年，大陆有一份叫《南方周末》的报纸诞生。

25年后，在《南方周末》的会议室里，龙应台的温和起初让我感到有些诧异，但很快我发现我错了，在温和的外表下，她仍保持着那份希望当局，希望所有人尊重历史、对文明的累积心存敬畏的情怀。他说，任何一种自大，都有同一个来源，那便是无知。他说，极权+极浅，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脉动和美学培育，与国民发生不了关系，只是孤零零地吊在半空中。

她一点也没有变。几年前，她在《野火集》出版20周年纪念时，在《新的“野火”，从哪里开始？》中说：“20年中，世界看得愈多，困惑愈多，答案愈少。”

特约撰稿 周为筠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北京  http://www.infzm.com/content/28352   

       从非常高调到极度低调，三个月的时间，书商张小波像换了个人似的。

      年初的时候，他格外活跃，频频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为民营出版业“正名”请命。他不断向媒体表达自己的诉求，希望能与出版社或出版集团深层次合作，一起把出版业做强做大，“短时间内的得失不算什么”。

      而最近的张小波已不太愿意接受媒体采访，他对本报记者称，有了“新东家”，说话或做事不能那么随意，得有分寸。

      他说的“新东家”是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今年4月25日，全国书博会甫一开幕，出版业就传出一桩“联姻”的大事件，张小波便是主角之一——他执掌的北京共和联动图书公司（简称“共和联动”），与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共出资1亿元，成立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公司，后者控股51%。

      “有人说我被‘收编’了，有人说我戴上了‘红帽子’，什么样说法我并不在乎。”张小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眼前这位民营出版界大佬手里夹着一支烟，说话不紧不慢；他的财富游戏，正是在一次次的“不在乎”中越玩越大的。


白猫牵起黑猫的手
       张小波为新公司策划的第一本书便在强烈的争议声实现了强大的财富效应，似乎是他有意献给新东家的“特大礼包”。

      许多人并不知道张小波，但可能曾间接地与他打过交道。走进书店，如果从摆有《求医不如求己》等“国医”系列养生书，以及《中国不高兴》、《山楂树之恋》、《风雅颂》等的畅销书架上随手购买一本，就有钱流入了张小波的口袋。

      在出版业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去年共和联动策划图书百余种，累计销售过百万册的图书达数十种，码洋（图书定价乘以销量）近3亿元，在2008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观测系统（开卷）排行榜前30位中，共和联动出品的图书占据六个席位；这些数字令多数出版社望尘莫及。

      “书商”这一称呼听起来略带贬义。实际上这是一个古老的行业，早在唐代就有官刻、私刻之分，所谓私刻大多是书商行为。近代以来则出现过张元济、王云五、邹韬奋等一批影响时代的优秀书商。

      张小波无疑是目前国内颇具规模和影响的书商之一。他的酒量和他的脾气一样大，但这并不影响他嗅觉的敏锐性。

      今年4月6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提出，将非公有制出版机构作为新闻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行业规划和管理。

      这一声改革号角为民营出版商的商业能力与合法地位提供了更为鲜明的注脚。这一月底，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现在不仅要换汤，也要换药，而且还要砸掉药罐子!”的言论，以及所透露的国家将设立规模约500亿元、用于扶持中小出版和民营出版机构的基金的消息 令众书商倍受鼓舞。

      事实上，柳斌杰于去年末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就如此说道：“民营出版机构既然有经济效益也有社会效益，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不纳入轨道呢？”

      张小波选择的是牵手江苏人民出版社。1亿元的“真金白银”，显然是大手笔，不过其中大部分为后者所出，张小波以自己的公司品牌等资源入股。新公司董事长由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刘建屏担任，张小波担任总经理。

      《中国不高兴》——由张小波策划的新公司的第一本书——就给他的“新东家”以一“特大礼包”。随着此书引发的强烈争议，上市一月销量就冲破60万册。支持者称其为给政府的“谏言”，反对者称这不过是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一场商业策划罢了。

      然而无论如何，轰动效应带来财富效应，张小波仍是大赢家之一。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过程时，张小波沉思片刻后说，出版人不应去挑战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但要给大众提供多元化的精神食粮。

      而就《中国不高兴》一书而言，这似乎是个悖论。张小波的同学、文化学者朱大可说，市场会改变人的意识形态，他更喜欢当年的“诗人张小波”。


诗人书商
   他们原本就是文化圈中人，对读者的需求并不陌生，加上交友广泛，总是在三五好友欢聚一场后，一本别出心裁的畅销书即已呼之欲出。

      张小波确曾是个诗人。1964年出生的他，16岁考取华东师范大学。在学校时正好赶上第三代诗歌运动，彼时他是以华东师大学生和老师为主的上海城市诗派旗手，大学期间出版《城市诗人》合集，卖了几万册。

      张小波20岁大学毕业后进入江苏镇江市文联，半年后即辞职，筹办一份报纸，然而进展并不顺利，他呆在上海，非常清贫、动荡地过了几年。

      1991年他放弃了诗歌写作，甚至很少写字了。他怀揣借来的两万元开始了书商生涯。最初通过朱大可帮忙联系，购买武侠大家温瑞安的小说版权，与漓江出版社合作，从图书行业掘取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而真正让张小波在书业成名的，则是1996年他所策划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这是彼时中国图书商业运作的标志性事件之一，首开话题性、社会热点类型纯粹商业操作的畅销书先河，并由此引起了跟风热潮。

      其后他在图书领域变得游刃有余，引进《蜡笔小新》，推出《中国高层智囊》8卷本等动作，使他的腰包不断鼓囊起来，并逐步在书业江湖站稳了脚根。

      不过于当时而言，张小波这一类型的书商，仍然只被称为“二渠道”，他们与一般出版社的合作带有“地下”的性质，在官方的眼中，是上不了文化台面的，也是新闻出版总署三令五申提防的对象。

      直到2003年开始，新闻出版总署取消所谓的“二渠道”称谓，为民营出版商正名。由此激起了民间资本的狂热，无论是从出版社走出来的实力派，还是从媒体走出来的资源派，以及来自高校的学院派等，纷纷加入这一阵营。

      民营书业于是迅速活跃起来。不过最为吸引眼球的，则是彼时中国诗人集体变身书商的现象。

      张小波就是在这一年成立共和联动的。此外还有出版《诛仙》、《明朝那些事儿》、《盗墓笔记》系列的沈浩波，出版“黑镜头系列”的万夏，出版《藏地密码》的吴又，操盘《在北大听讲座》系列的苏非舒，还有李亚伟、郭力家、赵野、叶匡政……人们惊呼诗人都跑去当书商了。

      与张小波的江湖侠客风格有所不同的是，33岁的沈浩波更像个“大男孩儿”，也更有激情。几年前这位“下半体”诗人还在博客中写道：“在商人和诗人的身份中，我永远只能认同我的诗人身份，因为这才是我最后的骄傲与尊严”，如今却与南方周末记者津津有味地谈起企业管理话题来。他执掌的北京磨铁图书公司，去年码洋为3.7亿元，《明朝那些事儿》系列销量超过700万册，朱德庸漫画也为其进账贡献不菲。

      “诗人一直很穷，而做书门槛较低，诗人文字能力强，又天生敏感，不会或者不愿做别的，就只好做书了。”张小波说。他们原本就是文化圈中人，对于读者的需求并不陌生，加上交游广泛，总是在三五好友欢聚一场后，一本别出心裁的畅销书即已呼之欲出。

      就像诗歌在这个社会逐渐被边缘化一样，做了书商的诗人同样在夹缝中生存。由于缺少安全感，民营出版业的人才流失现象甚为严重。然而恰恰是这种尴尬身份的多年延续，反倒锤炼出了民营出版商坚韧的生命力和对市场灵活的反应力。

      “诗人书商”现象之外，目前在市场上脱颖而出的一些优秀策划品牌还有博集天卷、弘文馆、蓝狮子、万榕、紫图、汉唐阳光、北斗等。

      蓝狮子的吴晓波、万榕的路金波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前者著有《大败局》、《激荡三十年》等，是作家型的出版商，而后者旗下有韩寒、王朔、海岩等大腕作家，是经纪人型的出版商，所以财富路线不尽相同——一个主导的中国公司史创作风生水起，一个通过“天价稿酬”等运作方式连人带书一路炒了上去。


老黄历与新游戏
      尽管出版业有一定的垄断属性，但与钢铁、石油及金融业区别甚大，后一些行业当中，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更多的是竞争关系，而在出版业，民间资本的活跃能为国有资本带来“额外”的丰厚收益。于是，如何一起从读者口袋里赚走更多的人民币甚至美元，成为“硬道理”。

      书商是中国企业界的一个特殊群体，“原罪”话题亦常为人所提起。不少书商都是靠“攒书”起家的。所谓“攒书”即最快餐化的制作方法，流程通常是攒手根据策划人所定的选题攒书稿，处于利益链条最末端；策划人负责策划选题，督促攒手及时完成任务，并把书稿交给书商；书商负责联系出版社并购买书号，利用资金和各种销售渠道，印刷发行书籍；出版社和书商合作，通过卖书号赚钱，并瓜分卖书的利润。

      于是，“一个热点＋几个枪手＋几轮爆炒＝丰厚的利润”的公式一时成为多数书商的不二模式。

      这一模式的宗旨是“有奶便是娘”，什么话题是读者最关心的、最期待的、最具噱头的，他们就以比传统出版社快百倍的速度去批量生产，他们的道行修炼得炉火纯青，迎合读者心理的手法之高明，伪造正版图书之逼真，简直与张大千仿古画一般水准。经他们之手出炉的图书五花八门，无论是教你如何“一夜成名”“一见钟情”，抑或成为巴菲特一般投资家等，他们都能以专家的高姿态，娓娓动听讲出个所以然来。

      这一群体自然也有属于自己的无奈。多位书商曾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长期以来国有的出版社处于这一利益链条的明显优势地位。他们只能从简单的买卖书号，到项目合作、挂靠出版社，但不管采取什么方式，出版管理费即书号费始终由出版社把持。

      据业内人士估算，民营图书工作室每年用于买卖书号的费用就达10亿元之巨，这使得他们不得不采取上述的生产方式。“书号本身是为了统一流通标识的一种虚拟资源，没有数量限制，也没有价值，但在中国却演变成了一个怪胎，并滋生了一个灰色阶层，这显然很不合理。”柳斌杰说。

      今年4月的“出版新政”无疑试图彻底改变这一态势。更重要的是，是时候拉扯一把多数“垂垂老去”的国有出版社了——中国目前有570多家出版社，每年的图书品种75%左右来自教材教辅（在市场中实现销售的不足25%），15%左右为专业出版物，真正在市场上受欢迎的畅销书，所占份额不足10%。何况出版业利润90%集中在占总数5%的出版社手中，大多数出版社可谓奄奄一息。

      近年来各地出版社也积极改革，组建了出版集团，纷纷准备上市或者已上市融资。各地出版集团大多倾向于跟民营出版商合作，因为大凡出版集团，基本都有丰厚的教材利润撑腰，加之书号的优势，所缺少的正是民营出版商们优异的策划能力和市场洞察力。“

       出版新政”给了业已完成资本积累的民营出版商一次机遇，以张小波和沈浩波为代表的出版人，已经或正借着政策的东风，玩转起新的游戏模式来。沈浩波甚至把海尔集团一位高管请到了磨铁，并出让1***%的公司股份予陕西华商传媒集团以获得3400万元的注资，而张小波则选择与江苏人民出版社联姻，来了一场彻头彻尾的自我革命。

      尽管出版业有一定的垄断属性，但与钢铁、石油及金融业区别甚大，后一些行业当中，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更多的是竞争关系，而在出版业，民间资本的活跃能为国有资本带来“额外”的丰厚收益。如何一起从读者口袋里赚走更多的人民币甚至美元，才是硬道理。

      “出版业此次改革的特征是雷声大，雨点更大。”张小波说。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刘健屏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更是难掩兴奋之情：“大家一起来赚大钱嘛。”

      诸如共和联动和磨铁同类型的书商在北京其实特别多，全国有超过1万家民营图书工作室，仅北京就超过5000家，而能持续经营的约有2000家，销售码洋过亿的至少有30家。每年由这样的民营文化工作室策划的图书约4万余种，已是出版业中不可轻视的一支生力军。他们无一不希冀顺风顺水，告别老皇历，徜徉新游戏。

      “公私合营”潮流之后，民营出版商之间的并购是否也将拉开帷幕？一场看不见的“战争”似乎一触即发。出版产业发展司范卫平司长说，目前全国新闻出版业产值达8500亿元，相当于整个汽车工业的产值。

      5月8日中午，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结束后，张小波走出餐馆，他的手机响了，一位朋友的女儿想出本小说，他仍是一以贯之的豪爽：“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记者观察：《公私搭配，赚钱不累》

□东方愚

　　张小波和沈浩波是好朋友,可两人风格大有不同。前者不愿多提他大学时就出诗集的经历,尽管当时销路也不错。他身上的江湖气很重,但如果你要说他是个纯粹的商人,似乎也不太合适,他还是非常热爱诗歌,譬如常帮一些名气不大但作品甚佳的诗人出诗集,几个月前诗人侯马的新诗集出版,他还专门组织圈内的旧朋新友,搞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诗歌朗诵会。他笑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有时我明知没钱赚,却偏向虎山行。”

　　而沈浩波则对我说,他现在每周都会花一整天时间,躲到咖啡馆,关掉手机,静心写诗。“我现在一个月都会写十几首诗。”他说。他的公司磨铁现在有二百多号人,但他说写诗时,脑海里不会出现任何与商业或企业有关的“杂念”。

　　共和联动与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联姻为业界热议。实际上,最近借新政之暖风而联姻者,并不止凤凰联动一家,还有民营教育机构山东星火国际传媒集团与时代传媒集团旗下的安徽科技出版社签订全方位合作协议,志鸿教育集团与山东出版集团签署战略协议等。

　　而在去年,也有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与路金波、李克等民营出版商分别合资成立辽宁万榕书业公司和智品书业(北京)公司等事件,控股方亦均为前者。

　　张小波时而表现得信心百倍,时而甚为低沉地说:“干这个行当真的好累。”这让你猜不出他是刻意低调,还是有感而发。而采访沈浩波时,我惊诧于眼前的这位年轻人,眼神里所流露出来的,没有一丝不与踌躇满志有关。

　　我问他,磨铁将来是否会继续出让更多的股份。他持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抛回来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人关键是要找准位置啊,企业同样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模式就行了。”

　　实际上,“谁控股”本就是个“假想敌”,合资并不等于圈养。

　　吴晓波持同样的观点。蓝狮子与中信出版社是战略合作伙伴,不过他现在想得最多的,是面向市场的创新。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与北京一些“大而全”的民营出版商有所不同的是,蓝狮子专注于财经图书,且由于是为数不多的不做传统渠道的机构之一,轻装上阵使其能选择更为精悍的方式投入到未来的财富游戏中,譬如基于互联网和3G技术的新的图书销售与互动模式等。

　　其实“公私合营”并不如外界想象般一帆风顺。就像男女相亲一样,你看上人家,人家未必看得上你。同样,合营也非走上康庄大道的代名词,你可以继续单纯热衷于用娱乐手法花大钱包装炒作畅销书的套路,但如果纳入了上市公司,总不至于让股东们经常看着七上八下的K线图心惊肉跳吧。

　　再说,什么样的联姻方式最稳固,双方资源如何整合最有效,并没有标准答案。譬如张小波原来的“共和联动”等于完全消失了,而路金波则不同,原公司版权不挪动,万榕公司以市场手段寻找新的内容资源；而如何评价路金波与“新东家”签署的“对赌协议”,不同立场的出版人也是各执一词。

　　用一个俗词来讲———任重道远。不过好歹出版业改革迈出了一大步。沈浩波在不久前创作的《大鸟之心》一诗中写道:“只有来自生命岩浆底部的伟力/才会充满这创世的热望/人类的生命如滩涂般蔓延展开/大鸟的心中燃烧着火焰……”

      后记：出版业有许多有趣的现象，比如文中提到的“诗人集体成为书商”，还有“波现象”：张小波、沈浩波、吴晓波、路金波、黎波、安波舜。张小波告诉我，有一次，有人还真想搞一个“五波聚会”，结果呢，自然是不可能了。而蓝狮子的朋友则告诉我，吴晓波的男粉丝戏称“菠菜”，女粉丝戏你“波霸”。我对他们说，我弟弟叫张波，以后我也鼓励他做出版业，有前途...

他斜躺在床上，翻看2009年5月期的《书城》，读着钱理群《漫说“鲁迅五四”》一文。那床垫是他和妻子不久前新买的，很柔软，他不知不觉睡着了，睡得很浅，但还是做了个梦。在梦里，他看见儿时的自己，很瘦，生活呢，用现在的话说，很苦——常吃不饱饭，一年只能盼着过年吃一顿肉馅饺子，但他很开心，因为有他的父母双亲的坚毅和支撑——尽管那时他们也很消瘦。

不久他被楼下的几个玩耍的小孩儿惊醒了，他们在背古诗，一字一顿：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梦里梦外，竟情融一景！他的记忆，倏地一下，重新驰骋于少时的“沙场”了。她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母亲，而母亲给他最深的印象，则是三次“疯狂”的经历。

（一）

第一次是他八岁那年。上世纪80年代末那场政治风波刚过去一年，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桑塔纳轿车，此时距之后被符号化的 “南巡”，也还有一年时间。但这一切与偏僻山村中的他们一家来说，没有任何关联。他是村里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他的弟弟才两岁，他的做民办教师的父亲，一个月工资不过几十块而已，交完他的书费和学杂费，和各种苛捐杂税，就所剩无几了。弟弟是没有奶粉喝的，不过当下一代农村孩子都能喝得起奶粉的时候，里面也有了那种众所周知的叫作三聚氰胺的鸟东西。

他的母亲是个农民，读过五年书，后来辍学了。与他的父亲结婚时，只有三间土屋，一亩农田，还有几十斤麦子，这是全部的财产。到他八岁这年，家里经济状况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唯一改变的是，粮食多了一点。这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北方一个典型的农户样本和缩影。

这时他的母亲说，我们要改变。父亲说，怎么改变？回答道，你参加考试，去进修啊，民办转公办。

民办转公办，其实工资也涨不了多少钱。但在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他的母亲眼中，这无疑于一场“革命”。终于，在她的鼓动下，他的父亲开始发奋起来，白天给村里的学生上课或下地干活，晚上熬夜复习功课，通宵达旦是经常的事。

多少年后，当他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或是结婚后带媳妇回家的时候，晚上他母亲少不了开灶烧汤，热腾腾的挂面汤，能把人感动的眼泪给一起蒸发掉。可在他父亲备考公办老师那一年，晚上加餐无疑是件奢侈的事。不过最终他还是考上了。

邓小平南巡那年，他的父亲背着铺盖，带了至少六罐咸菜，到了市里进修，时间是两年。尽管离家里只有100多公里的车程，但在那个交通不便、节衣缩食的年代，是不可能频繁回家的。“疯狂”的母亲，把自己的男人，从身边给推出去了，剩下偌大的摊子和负担由她自己来扛。

他至今记得有一次收到父亲来信的一个晚上，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织布，他在灯光的一个角落读信，一开始只是读，后来是哭，眼泪落到信纸上，嗒吧嗒吧地响，后来他的母亲也哭起来。这一年，他10岁，暑假就升初中了。

（二）

第二次是他读初中的时候。这一年，所谓举世瞩目的京广铁路全线铺通了，尽管十多年后，他和他的弟弟分别处在这条线两端的城市。但在那一年，他们压根不知道这一消息，心里更没装什么地图。他的父亲进修回来，进入乡里的中学继续教书了，他也面临中考填报志愿。尝到了民办转公办后涨工资的甜头，“普师”成为家里的第一选择，意即读三年师专，三年后回老家来教书——因为短、平、快的特征，这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是一种非常吃香的选择。

可就在志愿填好、几天后，大祸临头了。彼时中国各级政府特别是县乡村三级，无一不在绞尽脑汁搞“创新”——收费的创新。法定数目的农业税，一层一层加码，到最后竟可能要多盘剥四五成；同样，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在当时成为“多创收”和“暴打人”的联合代名词。他在村里亲眼见过不少乡亲被国家机器的电棍打得狂吐血，同样见过国家机器雇用的吊车，把乡亲刚刚盖好的二层小楼给拽翻。他们家遭遇的祸，则是宅基地的收费。村里突然通知，说哪年哪年之后批的宅基地，每平米要交什么什么占用费等。他家的新房还没有住上，却凭空收到了3000元这一近乎无文数字的罚款单。

连躲了几个晚上后，他的父亲母亲觉得不能老这么躲着，回家睡个囫囵觉吧。而就在那个晚上，乡派出所和村里的一帮打手，来家里催款。来势汹汹，随时都有流血牺牲。现在听起来像是电影，但在当时，普通人的命，比什么都要贱。

抑或他的父亲毕竟是人民教师，所以这帮打手在“上级领导”的示意下，只是恐吓，后来嚷着“不拿钱、就抄家。”而他们进屋一看，竟然无家可抄——几乎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唯一值钱的，是他父亲的学校发的一台吊扇。

大跌眼镜之后，他们灵机一动，异口同声说：“粮食！”

最后他们也没有把他家里的粮食运走，一来扛粮食比抢票子要费力，二则因为他的弟弟当时吓得敖敖直哭，可能这些人烦得没了兴致。

打手们走了，他的父亲抽泣起来，说自己没用，受人欺负。可他的母亲不哭，强忍着不哭。

二人一夜无眠，第二天早上起来，母亲对父亲说，去县里帮孩子改一下志愿吧，不要上什么师范了，改成考高中吧，“破罐子破摔了，上师范，三年回来当老师，一样受人欺，还不如赌一把，说不定能赌上大学。”

他的父亲听了后觉得这一想法很“疯狂”，但作为一条线上的蚂蚱，索性一起赌。去县里找了人，没想到那时志愿真是还能改动，师范改高中——他的命运在母亲的“疯狂”想法中，就此戏剧性地发生转变。

十几年后，他牵着妻子的手，回农村老家。农村的小学，虽然是在21世纪初中国房地产界“以旧换新”运动中，被村政府置换出的新学校（当然是在最为偏远的地段），但短短几年已是一片凄冷的败落模样，石头墙上刷着一行字：“危险不可走近”。

（三）

第三次是他结婚那年。这时已是“抄家风波”后的第12个年头，他研究生毕业也有一年光景了。从初中毕业到研究生毕业，整整十年。这十年是中国变化最大的十年。尽管农民们对“十五大”“十六大”以及“三个代表”等词汇是百倍地陌生（有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年春节回老家，村里小学在排练节目，他问一位10岁左右的小学生，你们学校庆祝啥啊。答曰，庆祝“三个代表下乡”，他接着问，什么是“三个代表”啊，孩子眨了一下那双清澈的大眼睛，迷茫地说：“老师没告诉我们，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三个大官吧。”），但农业税慢慢地退出历史舞台，不能不说是一项伟大的进步。

他的母亲十年伊始时，仍有过一两次“疯狂”的举动。譬如他刚读高中时，她为了给儿子攒高中乃至将来读大学的学费，到邻村及本村的砖窑当小工。窑口几十度的高温，炎热的盛夏，她从早上六点开始干到晚上九点。十几个小时的工资是17元，平均一小时一块多钱，相当于两个馒头的价钱。

后来他上了大学，他再也不忍心看到母亲的上述疯狂行为。后来她真的做到了，原因之一是，他在大学勤工俭学，从一开始的到饭店端盘子（不给钱、只管饭），到后来的到网吧兼职做管理员（中国最早的一批网吧之一），倒卖报纸，以及此后做社团、办杂志等，也赚了那么点钱。最幸运莫过于，毕业时他考取了研究生的同时，手里还纂了金融及贸易几家大公司的offer。在短暂的犹豫之后，他最终选择了前者，后来发现是这一选择是幸运的——学业没有耽误，闲暇时做点小事或写点文字，从一开始月入千元到后来过万，被戏称为“最富学生”之一；有趣的是，当时他读研是公费，住宿费又非常实惠，谈的女朋友很“保守”，不愿花他的钱，而他自己也不会花钱，于是很头疼、憋得慌。现在他回想起来，真是滑稽透了。

言归正传。他研究生毕业后去了南方，到了一家大公司，待遇也不赖，弟弟进了名校，他的父母终于告别过去那种拘谨的偷偷落泪的日子，心广体胖起来。一年后，他碰到他现在的妻子，二见钟情，就恋上了。女孩儿告诉他，自己的年龄比他大六七岁，他以为这是“考验”，所以满不在乎，后来发现是真的，照样不加在乎——他这么多年从无到有，一点点的路走将过来，追逐自己喜欢的事物从不回头也从不胆怯，这回自然也不例外。

但他们俩并非没有担心，担心他的父母会不同意。身边的朋友，因为家里反对而不能与所爱之人走到一起的，一抓一大把。对于农村的父母来说，尽管他们与上个世纪相比，已开放得多，但想让他们一下子甩掉传统，自然有难度。

让他们大跌眼镜的是，他的母亲在听到女孩儿年龄后，有些许迟疑，但很快说，你的眼光应该不会差，我们相信，但要慎重考虑。他分析这一句式好久，认为并非完全答应，于是带着女孩儿回了老家。相处三五日后，他的母亲为女孩儿的懂事和与儿子的相敬如宾而最终放了心。他俩走的时候，他的母亲很平和地说：“以后你们好好过日子就行，年龄不是什么问题，也不用再提了。”

没有着急，更没有歇斯底里，只有平和。而正是因为这种平和，让他觉得自己的母亲开明得有些“疯狂”了。他后来跟朋友提起此事，有朋友问他，是不是你的母亲年事已高，对什么都看淡了。他马上说NO，因为他结婚那年，他的母亲只有48岁，虽然脸上写满沧桑，但她喜欢穿年轻的衣服。他“投其所好”，每一次她穿上他买的衣服，一边嘟囔着太贵了，一边迅速走出家门，与巷子里的姐们们共赏起来——与显摆无关。

他和那个女孩儿从认识到结婚只有144天。结婚后中国的经济和股市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而他们的感情却越来越好。两年里，他从不掩饰自己的心情，常牵起她的手说：“我好爱你啊。”一边则思想着，所有这一切，无不源自过去20年间，母亲那伟大的“疯狂”之举。

2009年母亲节那天，他的母亲马上迎来50岁生日。他不知道怎么样表达自己的心情，只是和妻子在电话里多喊了几声“娘”，叮嘱她注意身体。挂掉电话，他才记起，下午把他从梦里惊醒的孩子们吟的那首诗的名字叫《村居》，后半句是：“儿童散学归来早， 忙趁东风放纸鸢。”

（他的母亲年轻时是戏曲爱好者，并曾多次到外地演出）

登机前顺手买了本《时尚先生》乱翻，看到王学圻的一句话：“其实每个演员的结局，大概和十三燕一样的，人去楼空，你有你的命，到头来，免不了是个悲剧...一句话，你注定一生寂寞。”

在北京呆了短短一天，拜访了民营出版人张小波和沈浩波，前者和他的共和联动以《中国可以说不》《求医不如求己》等出品声名鹊起，后者和他的磨铁以《明朝那些事儿》《盗墓笔记》等出品风生水起，当然俩人不约而同赚得盆满钵满。

张与沈是好友，也都与诗有关。可俩人风格截然不同。张不愿提他大学时就出诗集的经历，甚至称自己“从来只是个诗歌爱好者”；而沈则告诉我，他现在每周都会拿一整天时间，呆在咖啡馆，将手机关机，写诗，他甚至在博客中写道：“在日常的生活中，我是一个出版商。但在商人和诗人的身份中，我永远只能认同我的诗人身份，因为这才是我最后的骄傲和尊严。”

“做这个行当太累了，有时甚至会打退堂鼓。”张吐了个烟圈说道。听说他的酒量惊人，可惜午餐简单，不能一睹他的海量。4月，他与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合资1个亿，成立北京凤凰联动，后者控股。“有人说我被‘招安’了，或说我戴上了‘红帽子’，随便他们说去吧。”他不断提示我，新东家让他尽量低调，但他的复杂情绪却溢于言表。

而33岁的沈浩波则意气奋发，跟我认真地谈起引入职业经理人等企业管理心得。他说磨铁去年的销售码洋是3.7个亿，今年会更高更强。我诧异于眼前的这位年轻人，他的眼神流露出来的，没有一丝不与踌躇满志有关。我甚至不好意思抛出一些悲观的言论，诸如问其对于“民营出版开始有政策暖风吹来的时候，也是被收编的开始”等言论的看法，可是他并不介意，很率性地说：“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发挥最大能量的位子就好。”

我知道张的复杂心情以及合资事宜源于他对这个行业的复杂体验，所以一边是《中国不高兴》一书遭遇口诛笔伐，一边是张说：“这是新公司的第一本书，我并没赚大头。”，这厢是他希望能持续分享出版业新盛宴，一边是在近乎牢骚中半推半就与江苏方联姻。同样，沈的奔放背后，同样有一丝愁绪，被他小心翼翼地置于了心坎。不久前他的《大鸟之心》一诗这样开头：“在银灰色机舱的内部/在碧蓝无垠的天空/我仿佛也拥有了/一颗孤独的大鸟之心”，结尾又写道：“在大地上攀爬的身姿像艰难的化石/与泥土一起啜饮雨水和空气/唯一与大地上的人类构成对称的/是头顶空旷的天空如一滴巨大透明的眼泪。”

但愿民营出版业不会落得民间金融与民营钢铁业的宿命，要么雷声大雨点小，要么乐极生悲羊入虎口。

最近似乎是联姻的好时节。昨天早上在北京的一间如家酒店，不到七点外面就人声鼎沸，气冲冲地打电话给前台，答曰有人结婚，亲朋好友住在酒店。今天早上在广州家里，再被楼下“***，我爱你！”的高呼声和炮竹声吵醒，原来又有新人结良缘。

在出差途中，应编辑之约，一个多小时仓促成文，难免浅薄，厚颜贴于此，惭愧。

文/东方愚  广州日报专栏版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09-05/09/content_562073.htm

    三种类型的“守富者”，将中国当下民营企业的生存状况映射无遗。他们的郁郁寡欢，他们的沾沾自喜，以及他们的踌躇满志，都写在了他们各自的孤独里。每一个人都像是海明威笔下的那位老人——局外人只关心老人打了多少渔，而很少关注大海里浪有多高。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是这样开头的：“他是个独自在弯流里一叶小舟上打渔的老人，他接连去了八十四天，却一条鱼也没有捕获。”

     《新财富》5月8日发布的2009年“500富人榜”很是吸引眼球，榜单前三名分别为沈文荣、张近东、周成建家族、杨惠妍、杜双华。制榜机构大力宣扬沈文荣乃“第一位非股市制造的中国首富”这一噱头。而就在这一天，辽宁忠旺集团在港交所上市，尽管首日表现黯淡，收盘价较发行价跌去逾5%，不过按市值计算，忠旺的掌门人刘忠田的个人财富达230亿元，超过富人榜上沈文荣的200亿元。

     于是“富人榜出炉几小时内首富易名”成为衍生话题，继续娱乐大众。实际上，沈文荣等人为将沙钢推上市，在一叶小舟上“打渔”良久却依然无果。沙钢不但借壳ST张铜受阻，后者更可能遭遇投资者诉讼，而作为备选的海外IPO，亦是只见雷声而无雨点。

     在我看来，关注“守富”比关注“首富”更有现实意义。

      第一种守富者是“守护家园”类型的民营企业家们。代表人物日照钢铁掌门人杜双华。当年铁本被查，日钢却在不远处冉冉升起，4年后，杜双华更是以350亿元身家成为2008胡润百富榜榜眼。不过屁股在板凳上还没坐热，杜双华就变了脸色——比经济危机和钢价持续下跌来得更猛烈的，是遭遇山东钢铁之血盆大口——“国进民退”的又一典型案例。颇具有反讽意义的是，这一并购到今天都没完成，掣肘之下的杜双华反而半推半就地同时成为了在资本市场上翻云覆雨的高手。

      最近业界传出首钢洽购山西海鑫钢铁的消息。国进民退未必是坏事，关键是怎么样一种退法。于是，很多时候，守护家园远比进入首富行列更实际，因为前者关乎饭碗。

      第二种守富者是“守株待兔”的民营企业。碧桂园是代表之一。地产业冬天，房企从银行获得足够的信贷支持扩张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于是只能一边盼着存货周转能力加大，一边苦争地产业的“繁荣”迹象抬头——哪怕这种繁荣是一种虚假景象。

      苏宁是比较特殊类型的“守株待兔”代表。一方面，苏宁与国美都希望需要内需提振惠及自己，却发现有些事情只是看起来挺好——苏宁3月中旬公开乡镇加盟扩张计划，却迟迟没有任何实质进展，国美则直到4月末才在年报中简洁地提了一句“设立家电下乡业务中心”。

      另一个更重要方面是，张近东和黄光裕从来都是一对风格不同但并肩而行的伙伴，现在却只剩张近东一人独走江湖。黄光裕案不断牵出高官，尽管“上下齐心”将黄光裕与国美区别开来，但它的负效应已凸现——国美称今年将关掉约一百家店，而苏宁则难掩兴致昂然，称年内新开50家店不成问题。

     第三种守富者是“守正出奇”的民营企业家。美邦服饰掌门人周成建则是代表人物。说守正出奇也好，称借船出海也罢，把品牌当命根子然后把它送上资本市场，其财富制造模式现在被广为称赞，尽管周成建自己也有不小苦恼。与周同类型的同行，是动向集团的陈义红，老冀伏枥，把KAPPA连年增速做到了百分之几百，着实不凡。

     三种类型的“守富者”，将中国当下民营企业的生存状况映射无遗。他们的郁郁寡欢，他们的沾沾自喜，以及他们的踌躇满志，都写在了他们各自的孤独里。每一个人都像是海明威笔下的那位老人——局外人只关心老人打了多少渔，而很少关注大海里浪有多高。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东方愚

“通行证”与“墓志铭”

中国商业史上总有一些非常巧合的事情发生。2009年4月底，几乎在同一时间，有两则关于“首富”的消息被热议。一则是，有香港传媒报道，前“首富先生”黄光裕在看守所自杀未遂；另一则是，辽宁忠旺集团在香港招股，如若上市顺利，其掌门人刘忠田家族有望以至少240亿元的身家，冲击今年的首富宝座。

真是意味深长的对比。对于前者，据称黄光裕案涉及的省副部长级以上的官员有57位之多；而对于后者，刘忠田显然是大多数公众眼中的“新面孔”——尽管去年他以70亿元资产位居胡润百富榜第76位，但你上网搜索他的个人信息，可谓寥寥数行，譬如今年45岁，辽宁人，当年从房地产业掘得第一桶金，如今执掌生产铝型材的忠旺集团近16年等。

于是有人开始给刘忠田冠以“神秘富豪”的名头。正如去年的杜双华，一开始人们对这位中国民营钢铁业的风云人物知之甚少，当他进入富豪榜前三甲时，传媒才开始将他在日照钢铁的创业史陆续挖掘出来，而当他与山东钢铁的博弈不断升级时，其标本意义终于凸现。

刘忠田的低调毫不逊色，今年3月初，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刘忠田赴京参加“两会”，彼时他正紧锣密鼓推进忠旺在港的IPO计划，我试图在北京加以“堵截”而未果，后来忠旺公司员工说：“我们老板是只身一人到北京的，不带秘书，这是他的习惯。”

最近十年，当过中国内地首富者有荣毅仁与荣智健家族、刘永行与刘永好兄弟、黄光裕、丁磊、张茵、杨惠妍等六人（家族），几乎清一色地是低调者。最典型者莫过于杨惠妍，遵从父命躲避媒体，结果自己的婚礼视频流传网上，披着大红嫁衣的截图竟然成为风行一时的首富标签。

几天前遇到胡润，他让我推测下今年的首富会是谁。我说，一定还是一位低调行事者——低调是首富们的通行证啊。胡润狡狤地笑了下，说：“也是他们的墓志铭吧。”

在中国学习并做了十年百富榜的英国小伙胡润，竟然可以恰到好处地活用北岛的诗了。

“座上客”与“阶下囚”

胡润百富榜十年，荣氏父子三度登顶，黄光裕则分别于2004年、2005年和2008年三次成为内地首富。如今黄光裕已为阶下囚，而荣智健亦因澳元外汇衍生品投资巨亏，于2009年4月辞去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一职。

对于崇尚自由主义的香港民众来说，他们两眼主要盯的是企业的信誉和社会福利，而非什么“红色背景”。4月中旬我在香港出差，接触了一些香港民众，谈到中信泰富，他们首先提及的，其实是中信泰富控股的西区海底隧道（西隧）和东区海底隧道（东隧）近几年接连大幅提价事宜，港人批评中信泰富社会责任缺失，至于其政治背景，或是荣智健生活的奢华，鲜有人津津乐道。而在内地，人们自然而然地去揣测这一财经事件背后的政治斗争。

无论荣家是否就此“谢幕”，荣智健事件连同黄光裕案已散发出某种共同的时代隐喻，即对财富群体的考量，又绕回到了十多年前人们甚为避讳的话题上：政商资源的勾结和裙带主义的盛行是否已超出容忍的限度。

1999年9月胡润制出第一份“中国内地50富豪榜”，发给《时代》周刊、《福布斯》等机构寻求出版，他在自荐信中写道：“如果把成功定义为拥有财富多少的话，那么这50人就是中国大陆最成功者，他们的故事能让全世界更好地了解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社会。”

现在回头来看，1999年——共和国建国50周年，人们开始广泛地谈论起“富豪”及个人财富多寡来，实在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开端。之后的十年间，尽管民营企业家为自身身份之跌宕而心潮起伏——为2001年被第一次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而欢欣，为2003年山西海鑫钢铁掌门人李海仓被杀及孙大午“非法集资案”而焦虑，为2004年中小企业板开市及2006年施正荣、彭小峰等新能源富豪的诞生而振奋——但他们依然认为，民营经济连同“个人财富”这一概念的地位均在“螺旋式上升”，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以山东钢铁意欲吞并日照钢铁、首钢洽购山西海鑫钢铁为代表的“国进民退”风潮步伐正在加速，以黄光裕案为代表的政商利益互送之种子，早已潜滋暗长并不断渗透，甚至无孔不入。

十年一回头。中国社会的财富观，到了重新加以审视的时候了。

不断有新的官员因黄光裕案而落马。中国多数民营企业家的尴尬恰恰就在于此——十年间他们不断冲破一些原本不该有的樊篱时，不时被冠以莫名的罪名，如今当他们终于不再为此而伤脑筋、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却又要与政商勾结之路径依赖者（特别是东窗事发者），一同感受这风声鹤唳和步履维艰，更别说还要忙活于应对经济危机的威胁和巨头国企的排挤了。

《三国演义》第十九回中，吕布兵败为曹操所擒获，被五花大绑于白门楼上。吕布看见刘备坐在曹操身边，希望刘备念旧情加以搭救，说：“公为座上客，布为阶下囚，何不发一言而相宽乎？”

“长青树”与“枯藤木”

民营企业家处理政商关系的类型大致有四种，第一种是“伴君如伴虎型”，外表风光，却常心生唏嘘；第二种是“同床共枕型”，利益勾结，共谋“大业”；第三种是“不倒翁型”，环境恶化抑或决策失误后，总有“贵人“相助；第四种是“紧松分明型”，各有所需，但从不越界。

成为第四种类型者，实在是少数中的少数了。台湾首富、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或许属于此列。不过，王永庆于2008年10月中旬去世后，台湾《联合晚报》在一篇社论写道：“王永庆发迹，绝对有他个人的过人之处。公平地讲，卷入扁家弊案的金控大老板们，不管白手起家，或子承家业，哪个又没有过人胆识呢！但必须承认，事业大到一定程度，更上层楼的契机，往往跟政策方向脱不了关系。王永庆越做越大，他的石化王国，仍有政府政策面的鼓励，以及投资面的协助。尽管王永庆敢言，动辄以万言书阐明心志，可是到了李登辉和陈水扁时代，他依旧遭到来自政府掐住喉咙，使得大陆投资计划搁浅…台湾实应走回政商分际、司法严明的正道！”

忙于周旋政商关系，不但是台湾地区，同样也是中国内地许多民营企业的一大“要务”。当全球经济危机蔓延，许多内地企业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动用自己长期以来在政府及金融系统搭建的资源桥梁，而非进行自我审查、变革和突围。

看看香港首富李嘉城吧，由于这轮危机下香港股市和楼市出现了一个季度的“时差”——2007年9月至2008年1月，香港楼价急升约三成，李嘉诚趁着诡异的市场气氛，高价出售旗下楼盘，嗅觉灵敏可见一斑。正因为此，就在我们大谈李嘉城的财富大幅缩水的时候，他在内地最大的商业地产项目——上海真如项目于今年四月逆势开工了，据说是李嘉诚在内地房地产业最大规模的一笔投资。

另一方面，由于内地的“首富们”对政商关系讳莫如深，于是不得不与公众及传媒保持一定距离——其实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一边为庙堂和江湖之事很烦很压抑，一边又不能让市井百姓看出自己的情绪来——记得黄光裕到央视《赢在中国》节目做嘉宾时的一处细节——一群知名企业家济济一堂，围成圆圈，各陈高论，而黄光裕坐于一旁，沉默不语，主持人王利芬问他何高见，他尴尬地笑了一下，用不太流利地潮汕普通话说：“没什么要说的，做企业，就那么些事嘛！”

相对应地，专注于研究香港家族企业的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郑宏泰不久前给我讲了关于几年前他前去拜访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的经历。郭是一位华人巨贾，被称为“亚洲糖王”，也是香格里拉连锁酒店创始人，旗下还有矿产、金融、地产、航运等产业，也是中信泰富的股东之一。“当我到他在香港的办公室找他，他非常热情、和善，聊家族企业的运营、管理心得等。彼时他已是80岁高龄，跟我握手时他要鞠躬，吃饭时给我夹菜，甚至我走的时候他不但送到楼下，甚至还为我打开车门，这使我非常吃惊。”郑宏泰说。

从时间轴线上来看，内地富豪们最头疼的事则是企业传承。他们无一不希望基业长青，所以早早尽心尽力培善下一代。迎面而来的是再个难题，一是子女内讧，要知道日本家族企业传承并不平等，通常是长子继承，且一旦确定，其他子女都要离开企业（这也是许多日本企业有几百上千年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中国讲究百子千孙平均制。二是政商关系传承难度大。

第二个难题显然是重中之重。李鸿章说了，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自然而然地，一代人拥有的是一代人的人脉。当然，黄光裕是个例外，就算他有通天本领，也无机会了，再说他的子女还都是小朋友。

好歹国美没有倒掉。有一天国美成了百年企业，人们定会一边赞赏这颗长青树企业，一边为它的创始人早早成为“枯藤木”而唏嘘。元人马致远在一曲《天净沙·秋思》中吟道：“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 第1步. 你得确信自己真的、非常愿做这件事。这一步很重要，不要跳过。

• 第2步. 把事情看得简单些——先不管相关规范等等，拿起就做。

• 第3步. 把这件事当作今天的第一件事来做，至于检查邮件等事情置于其后。

• 第4步. 做事过程中扫除一切障碍，包括离线(拔掉网线)。

• 第5步. 开工，先克服处理事情中第一个障碍。

• 第6步. 对自己说，我先坚持做10分钟。

• 第7步. 先拿你做的事情当中最担心做不好的部分开刀

• 第8步. 找出这件事让你兴奋的地方

• 第9步. 先不论是否做得完美，尽管去做，过后再改。

• 最后一步. 如果你还是拖拉，那么重新评价下你最想做的事情。要么不做，要么把它列入不重要的事情的名单中。

摘自：

“我看见了时间。”

在青岛江苏路基督教堂的钟楼上，望着德国Bockenem钟表厂建造于1909年的那座钟表，当“滴答”的声音穿过耳膜，我和小湘不约而同地说。

一百年与一秒钟，我们一边感慨这钟表经历百年变迁仍运转正常的伟大，一边对时间的敬畏之情油然而生。

4月22日至30日，我呆在青岛，先是参加蓝狮子和中信出版社及长江商学院合办的第四届公司史创作研讨班。然后去拜访我的老师和朋友们----我在青岛读的研，这里多少算是我的老本营之一了。最后两天，就中山路及劈柴院改造，找青岛市南区的一些官员及商家聊了聊。

23日及24日的封闭式创作研讨令我受益匪浅。吴晓波的睿智，胡腾（唐骏自传《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创作者）的幽默，田毅（《他乡之税》作者）的执着等，连同我们所在的青岛八大关武胜关路上盛开的美丽樱花，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

我曾经在青岛呆过三年。现在，当我站在信号山顶俯瞰它时，我才知道，彼时我对她的了解太少了。可现在当我以一个“外来游客”的身份去感受她、消费她时，我却又发现，她逃脱不了多数北方城市共同的痼疾，那就是服务意识差、笑里藏刀商业伎俩娴熟，诸如此类。

青岛市南区区委书记在我们到达伊始接待晚宴时的幽默与风趣，加上几年间我对这座海滨城市的怀念，我甚至单纯对小湘说，将来我们老了，来这里生活吧。小湘皱了一下眉，不理我。而当几天之后的4月30日，我离开青岛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终于明白，北方城市不适合我，我不适合北方城市。

是的，180度的大转弯。在中国生活，由于各种因素，扯皮成本非常高昂，最典型的莫过于出国签证了。而北方城市的扯皮成本更甚，我只能选择逃之夭夭。

当然，这是一种宏观的体验，并不妨碍我对一些老师朋友的热爱和交流。当陈老为我们设宴的时候，我非常感动，更为敬佩的是他对“活到老、学到老”的践行，他不断地在读书，他说他读了凌志军的全套著作，还让我帮他介绍其他一些财经作家；当邵老师的黑眼窝再一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仍是一句熟悉的“你要多保重”，这句话当年我对她说了许多遍，可她对工作的超级认真和投入，只能把有些不好意思地将这句叮嘱抛之脑后。

整个4月中下旬，我都在穿梭中，深圳、杭州、上海、宁波、香港、青岛、广州...我知道我会做一个有心人，记下当中接触的人与事给我的每一个触动细节，但这样密集式的穿梭实在太累了，当4月30日晚上近12点我回到家中里，拖着疲惫的身体，我突然感觉到了一种空虚。

我开始检讨自己，想起来林军在青岛时再一次提到“时间模块管理”，抑或我是一个时间管理的小学生，于是脸红起来。5月1日劳动节这天始，我要学着如何高效劳动了。

采访人：南方周末记者张华    受访人：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郑宏泰  http://www.infzm.com/content/27740

香港一些家族企业的资产因金融危机而大幅缩水，但饱经沧桑的豪门们早已练就一套逢凶化吉的本领，目前的危机并没有重创他们，荣氏家族也是如此

荣家远未谢幕

因澳元外汇衍生品投资巨亏，今年4月8日，荣智健辞去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一职。香港媒体拍到了荣智健离开中信泰富后坐上汽车时木然的表情，第二天，香港媒体继续关注这一事件背后的利益较量，而内地一些媒体已开始弹起“荣家谢幕”的论调来。

现在说荣家退出历史舞台为时尚早。荣家产业超过百年历史了，其间遭遇过多次凶险，比如整整60年前（1949年）的4月，荣毅仁（荣智健之父）被国民政府以“侵占公有财物”等罪名起诉。有趣的是，荣家几乎每次都能“逢凶化吉”。

所以此次荣智健事件的结局，还未真正呈现，尽管荣智健的接任者常振明最近已开始大刀阔斧地对中信泰富“动刀”重组。换句话说，现在是考验这个百年家族人脉资源的时候了。

中信泰富在香港的口碑一直以来还算不错。它是香港的第一只红筹股，后来因为业绩优良，被视为蓝筹股，红加蓝，香港人于是戏称它是“紫筹股”。崇尚自由主义的香港人只认信誉和福利，并不怎么议论中信泰富的背景以及荣智健个人的奢华。令香港市民反感的，其实是中信泰富控股的西区海底隧道（西隧）和东区海底隧道（东隧）近几年接连大幅提价事宜，港人批其社会责任缺失。

有人为荣家第四代没能在危机出现之前打出一片天地而惋惜。实际上，在香港，大多数家族企业的掌门人到了七八十岁才退休，荣智健今年不过才67岁。当然，与人脉的传承难度较大等因素也不无关系。

传统豪门抵抗力强

最近一年各种版本的“缩水榜”盛行，比如今年年初《福布斯》发布的“香港40富豪榜”，榜单显示上榜富豪们的财富总额从上一年的近1800亿美元，缩水到了800多亿美元。听说内地也有各种“缩水榜”。

“煮数字论英雄”的作法其实是不妥当的，特别对于香港富豪来说更是如此，一些大的香港家族企业所受的冲击被夸大了。“香港首富”反其道而行之的例子便是反证——李嘉诚旗下长江实业(长实)与和记黄埔去年的利润都下跌了逾四成，但就在最近，他在内地最大的商业地产项目逆势开工了（上海真如项目），据说是李嘉诚在内地房地产业最大规模的一笔投资。

与十年前那一次金融危机相比，如长实等香港公司的现金流更为充沛，应对手段也更为高明，可以说是为迎接寒冬做好了准备，用广东话来讲叫作“捱”，即共渡时艰的意思。

此番危机香港股市和楼市出现了一个季度的“时差”——2007年9月至2008年1月，香港楼价急升约三成，李嘉诚趁此诡异的市场气氛，高价出售旗下楼盘，嗅觉灵敏可见一斑。

所谓荣辱互现，就在李嘉诚忙着套现期间，香港另一家老牌发展商新鸿基却传出郭炳湘等三兄弟统治纷争，最后要老母出来才“摆平”，业内哗然。事实上新鸿基的“内战”是有界线的，就是不能损伤企业的元气，这与其一直以来如“实业必须占到一定比例”等规定是一脉相承的。我拜访过李嘉诚的一个小舅子，他对自己旗下的企业有着同样的规定。

同样，所谓“狡兔三窟”，邵逸夫等香港家族企业都在东南亚等地设有基地，顺应不同时代的政经形势，改变经营策略或生存形式，可谓是商场上“上善若水”的体现。

这些战后香港第一代白手起家的华商大体有着相似的背景——他们都是由内地迁至香江的新移民，不少更有着“做厂佬”（即经营工厂的实业家）的经验，这种特征表现在日后同在资本市场长袖善舞时，他们依然非常注重风险控制。

在他们之前，并非没有一些残酷的教训。比如具有百年历史的何东家族与何福家族。出生于1862年的何东是香港历史上最早一代的“首富”，孙中山、蒋介石、康有为均是何东的好友，其弟何福即如今澳门赌王何鸿燊的祖父；何鸿燊之父何世光上世纪30年代炒股失利，一败涂地，结果导致何家兄弟自杀的自杀，逃亡的逃亡，何鸿燊从阔少年变成为穷小子。

香港家族企业风险控制能力较强，从危机中恢复时间较短，除了与香港的商业文化有关外，还与香港较少经历大的政治事件和风波有关，这也是内地老牌的家族企业数量非常之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政商关系传承难

我曾在几年前拜访过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他是一位华人巨贾，被称为“亚洲糖王”，也是香格里拉连锁酒店创始人，旗下还有矿产、金融、地产、航运等产业。他还是中信泰富的股东之一。

当时我到他在香港的办公室找他，他非常热情、和善，聊家族企业的运营、管理心得等。彼时他已是80岁高龄，跟我握手时他要鞠躬，吃饭时给我夹菜，甚至我走的时候他不但送到楼下，甚至还为我打开车门，这使我非常吃惊。我只是一位学者，与他没有利益往来，他的这种超乎寻常的礼貌，我只能试着从他这一代企业家，历经当年创业的艰辛后对人生的体悟中去找注脚。

最近几年我接触过几位当下这一代的企业家，如李嘉诚二儿子李泽楷等。他们中间许多人都是在父伯辈的荫护下长大，并曾就读于海外名牌大学（如李泽楷入读美国斯坦福大学，不过未取得正式的学位），他们没有了父辈们那种谦卑，同时对实业的兴趣大减，反而十分热衷于利用财技在资本市场上踏浪翻波，众所周知的他将香港电讯盈利私有化的“算盘”，折腾了两年，最近遭到否决，宣告失败。不过他吃下额外的特别股息，也称不上是输家。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又比如亚洲金融集团主席陈有庆，其父亲陈弼臣是泰国最大银行盘谷银行创始人，陈有庆将父亲基业加以拓展，而将接力棒交给下一代时，陈有庆一开始遭遇两个儿子不愿接班的尴尬，欣慰的是，最后儿子还是接班了。

另一些香港家族企业看到家族传承上的这一尴尬后，开始重新考虑起下一代的教育问题来，比如是不是要早早送到国外读书等。有的香港家族企业掌门人直接规定，子女一个礼拜必须有一天到两天晚上回家吃饭等。

家族传承一般包括三个层面：资产、人力与人脉。前两点都好办，可人脉的继承难度就相当之大了。就像一开始我们提到的荣氏家族，荣智健想把自己二十多年来重要的社会资源嫁接到子女身上，难免力不从心。当然荣家可能是个特例。

6年前，近百名香港超级富豪及其子女集体在北京亮相，为国家主席胡锦涛所接见，其中就有李嘉诚和李泽钜、李泽楷，李兆基与李家杰等人。多数“富二代”参与管理家族生意时间并不长，面对家庭产业接班问题，他们的父辈希望子女尽早建立人脉。

人脉是否嫁接成功短时间内很难用肉眼考量，幸好香港是个自由市场经济体，只要企业根基扎实，鲜有政商关系上屡现波澜者。而内地家族企业就不同了，他们必须多长个心眼，甚至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也可能难以独善其身——这也是内地家族企业相比香港企业步履维艰，难以基业长青的重要因素。

（郑宏泰为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多年来一直研究香港家族企业，本报记者张华采访整理。同时感谢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教授钟宝贤对本文的支持。）

【记者观察】家族企业传承：永远的心病

      最近分别在浙江和福建接触了两位企业少帅——方太集团总裁茅忠群和福耀集团总裁曹晖。说是“少帅”，其实两人都近不惑之年，前者今年40岁整，后者也已39岁。见面时，他们的大脑均在为企业于金融危机下的突围之道而高速运转，而我却首先好奇于两家企业传承上的鲜明对比。

　　茅忠群这位方太集团的二代掌门人，这两年深深地迷上了佛学和儒家思想——这种迷恋近乎沉溺——他甚至在给员工开会的两个小时内，工作内容占时半个小时，剩下一个半小时，他用来谈孔子，谈信仰。这种管理模式能成为永续经营的代名词吗，目前没有人敢出回答——包括现在专心经营家业长青接班人学院的他的父亲茅理翔。

　　而我见到福耀集团二代掌门人曹晖的时候，他一副运动装扮，甚是洒脱。在见到他的前三分钟，他的父亲曹德旺还在絮叨——曹晖在国外读的书，一开始也是在美国工作，他崇尚欧美那种生活方式，是被曹德旺从国外硬召回来了的，他不想接父亲的班，更不想要曹德旺的钱。这其实是曹德旺决定捐出自己所持股份近六成成立慈善基金会的源动力。

　　我又想起半年间我参加过的两次内部交流会。一次是去年9月胡润和一些中国富豪关于子女留学问题的交流，一次是今年4月于杭州西湖畔，参加在马云、丁磊等人成立的“江南会所”中举办的一场移民及子女出国交流。两个场合，一种风情，即富人们对于子女教育及未来企业传承无一不感到困惑、压抑。

　　真可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都希望自家的企业能永续经营，可要顺风顺水，就像解出了哥德巴赫猜想一样难。内地家族企业与香港比，距离相差一大截。而中国家族企业与日本比，同样相形见绌。不过一些文化上的差异横亘面前也是事实——日本家族企业传承并不平等，通常是长子，且一旦确定，其他子女都要离开企业，而中国讲究百子千孙平均制，内讧也就见怪不怪了。当然，就算子孙因意见分歧而自立门户，他们和本身家族间的关系，可能依然深厚紧密。

　　家族企业是最原始也是最普遍的一种企业形态。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几年前的一份报告称，世界上八成左右的企业都是家族企业或带有家族企业的影子。而荷兰银行搞过另一份统计说，亚洲的家族企业，只有三成能传到二代，能传到三代的，只占到一成！

　　换句话说，“富不过三代”的几率是90%，更何况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本来就比较短。

　　与其坐等经济周期低潮的过去，不如来次全身大体检。金融危机应当成为家族企业自我审视的一次契机。哪怕董事会向上家族化、向下经理人化的家族企业对危机的抵御能力可能更强一些——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家族传承可能始终是中国企业的一大心病。